文档介绍：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2010-11-2013:51:48   论文代写   作者:余新忠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方志、文集、笔记、医书和现代资料汇编等资料,对咸同之际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疫之时空分布、瘟疫种类以及原因和影响做了探索。指出,这场大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可以说战争导致了瘟疫。同时,瘟疫也可能对战争的具体进程产生一定影响。不论站在怎样的立场上认识这场战争,立足于瘟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我们确实看到了战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种种惨剧,对此,无论如何都是不应忽视或视而不见的。关键词:咸同之际太平天国江南瘟疫战争一、引言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起义,较长时期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极大的关注,众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对这次起义的背景、经过、失败原因、影响和意义以及领导人、革命纲领、统治思想和战略得失等等,都作了大量细致的考证和研究[1]。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是在强烈的革命和反帝理念指导下展开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中丰富的社会史内容有所舍弃和忽略。比如咸同之际,在太平战争后期的主要战场——苏浙皖地区爆发的那场规模罕见的瘟疫,就很少为人提及。这与疾病、医疗这样直接关乎生命的论题过去却一直是历史学家的“漏网之鱼”这样一种状况,显然是相一致的。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渐趋兴盛[2]和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新认识,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也开始有所注意。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中,较多地著录了这次疫灾的有关史料[3]。似乎主要是利用了这些资料,谢高潮于1996年发表第一篇专论这次瘟疫的论文《浅谈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4]。其后,张剑光在《三千年疫情》一书中列“咸丰苏浙皖战场疫疾”和“同治初年全国性特大疫灾”两目,专门谈论这一疫情[5]。另外曹树基也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论及这次瘟疫[6]。谢高潮的论文是这一问题的先行性研究,他对这一瘟疫的背景、流行状况、种类、原因和后果等作了论述,认为“咸丰朝迭年而起的自然灾害是同治初年瘟疫盛行的前奏”,霍乱、斑疹伤寒和疟疾是这次瘟疫的主要传染病,瘟疫的流行除了自然灾害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的政治和残酷的战争,瘟疫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不过,这一研究基本如其标题所示,属于“浅谈”性质,流于一般性的论述,且在疾病概念的运用上多有混淆不清甚至认识错误之处[7],分析也较为疏略,比如认为斑疹伤寒是这次瘟疫重要的传染病之一,但在文中除了指出该病的特点外,未作任何分析,而且,对该病病原、症状等的描述,多窜入伤寒的内容[8]。张剑光的论著基本只是对疫情的一般性描述,不过对瘟疫种类论述较谢文有所深入,而且还对苏浙皖以外地区的疫情做了概述。指出,同治初年的疫灾,是以霍乱(吊脚痧)为主,掺杂菌痢等其它传染病的特大的全国性瘟疫,除受灾最为严重的苏浙皖外,发生疫情的地区还有直隶、山东、河南、云南、贵州和陕西等地。曹树基先在一篇论文中提到,“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cholera)占70%。”[9]。之后,进一步认为瘟疫种类除霍乱外,还包括鼠疫、伤寒或痢疾[10]。曹的这两篇论文均非对这次瘟疫的专论,以上观点也只是顺带提及,并未作具体的论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史学界对这次疫情虽已有所注意,但显然是初步的,对疫情流行确切的分布地区、传播途径等问题还缺乏研究,对瘟疫的种类、战争与瘟疫的关系、瘟疫的后果等也仍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江南不仅是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人口最最稠密之地,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期,太平军和清军争夺最激烈、受这次疫灾危害最大的地区,故而在此就江南一隅对以上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二、疫情的时空分布有关这次瘟疫具体的时空分布情况,笔者根据各地方志、部分文集、笔记、医书以及部分资料集等文献的记载,综合如下:咸丰十年,五、六、七月间,常熟时疫兴起,死亡相继。无锡六、七、八月,疫气盛行,死亡相藉。七月,乌程乌镇大疫,每十家必有死者二。九、十月,嘉兴濮院瘟疫盛行。秋冬之间,吴县大瘟疫,死者甚多。[11]咸丰十一年,临安大疫。昌化大疫,死亡无算。秋,嘉兴濮院盛行霍乱转筋之症。[12]同治元年,四月间,嘉兴有吐泻等病,不及一昼夜即死。娄县、上海、川沙、南汇,夏五月大疫。上海霍乱大流行,死者数千人。五月,嘉定大疫。金山张堰夏五月大疫。金山夏秋之间大疫。夏五月,江浦大疫。嘉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