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文化]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蒙文通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国史专家”[2]。经蒙默教授长期的悉心整理,《蒙文通文集》共六集近年已由巴蜀书社(1987年~2001年)出版完毕。该文集以类分卷,分别为《古学甄微》、《古族甄微》、《经学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道书辑校十种》,收录近百篇(部)著作,共约230多万字。内容包括先秦两汉的经学及诸子学,晚周、六朝、两宋史学,佛学中的禅学和唯识学,道家和道教学,宋明理学,古地理学,古代民族史,古代社会经济史等方面,如百川竞发莫涯涘,近世大家,少有出其右者。涉及范围之广博,论述之精深,令人惊叹。所论莫不探源明变,往往出人意表,许多篇章已经成为20世纪学术领域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声誉播于海内外,受到众多学者的服膺,充满着很大的学术魅力。《文集》所收录的论著,许多都艰于查找,有一些则是首次刊布,《文集》的全部出版,是我国学术文化上的一件盛事,必将推动海内外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作为未得有机会聆听大师教席的晚生,捧读《文集》,心向往之。揣度大意,试论先生崇高的史学成就,或未能达旨,愿领责辞,幸宥其“虽不能至”之心。“三皇五帝”的传说在中国深入人心,蒙先生受廖平师的启发,详考而论之,乃破旧说一系相存之谬,1927年撰成成名作《古史甄微》。是作研讨了“三皇五帝”体系的形成和演变,指出此三五体系乃战国晚起之说,不足为据,诸传说帝王不过为上古各长其民的部落豪酋演化塑造而成。新论一出,史坛震动,在当时流行的重新认识中国古史的疑古思潮中独树一帜。进而提出中国上古民族可分为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其分布之地域不同,其生活与文化亦异”[3]。由于文化系统的不同,这三个区域的古史传说有很大差异。进而论夏商周三代的兴替,以及三代文化之异同与统绪,这就把纷繁纠结的上古史理出了一个头绪,使千百年来许多争讼未决的问题豁然而通,开创了我国地域文化研究之先河,其科学性已经为后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新发现所证实。《山海经》也是蒙先生据以作为论证中国上古区域文化的主要依据之一。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注意到这部“奇书”在研究上古史上的意义,其中蒙先生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4]。先生“把该书提到古史研究的适当的地位上”[5],考察它产生的“时代”和“地域”,特别注意到该书“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认为《山海经》是“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6],虽然千古之谜为之破解,然出言之谨慎从“可能”一词中可以看出。古来关于昆仑的传说神话很多,蒙先生正确地指出:“有神话焉,不尽为神话也。”[7]明晰古人言蜀或昆仑为“天下之中”的时代和语境,可知以神话为史实或全然视之为虚妄,皆有失于偏。我以为大凡神话,皆可作如是观。蒙先生于1927年任教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起,开始探寻周秦时代西戎、赤狄、白狄诸民族先后迁徙之迹。30年代任教天津,在顾颉刚先生的催促下,陆续写成《犬戎东侵考》、《秦为戎族考》、《赤狄、白狄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诸文,刊于《禹贡》杂志,引起国内外学界对周秦民族的关注和争论。诸篇从空间上追溯民族迁徙流动之迹,从时间上洞悉到前后同一族称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进而观其民族融合之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时时势巨变,日寇肆虐,蒙先生深感对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变迁进行探讨的重要性,体现了深切的现实关怀。七八年间,文稿随先生舟车南北,足见其在先生心中份量之重。诸篇后合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约十余万言,先于1958年出版。今《文集》之《古族甄微》卷又补以失收的《东夷之盛衰与移徙》等文,加上后来对越史和巴蜀史的研究,先生对中国上古民族的研究,四方已无缺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先生从不同民族的流动中,发现与先秦各学术流派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纵言儒法之争,析释荀子、《管子》、道家思想,以为:“儒、法为周、秦新旧两民族代谢之思潮,楚以道家之说错其间,并峙而为三,一现实,一神秘,一适衷于二者之间,形成哲学上之三大系统。”[8]从民族兴替之迹中,发现文化学术的变迁,这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贡献和特点。蒙先生晚年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特别关注。50年代,论巴蜀古史,回答了巴与蜀的关系、巴黔中、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经济变迁等,均发微见著,令人观止。在此基础上,进而论巴蜀文化的特征,认为“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仍然酷好文学”[9],“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10]等,极为深刻,乃为众辨纷纭的巴蜀文化论中的不朽篇章。论汉唐间蜀境民族的变动,明辨入蜀僚人与賨人(亦有僚称)之别,最具卓见。《越史丛考》是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论著,是为回答南方民族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而作的。越南史家陶维英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