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定罪与量刑分离关键词: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确定无疑摘要:国外立法和实践对死刑案件和非死刑案件所适用的证明标准或证明程序并不相同,有的是适用较普通刑事案件有罪判决更高的证明标准,有的虽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但在适用的程序上有严格的限制。我国死刑案件并无单独的证明标准,且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善,为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对其定罪与量刑应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分别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和“确定无疑的唯一性”,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可能成立”,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确定为“确定无疑”。中图分类号:DF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3)01010306DivisionofConvictionandMeasurementofPenaltyKUOZhiyuan(SchoolofLaw,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Keywords:capitalcase;standardofproof;beyondreasonabledoubt;beyonddoubtAbstract:,moncriminalcases,andinothercountries,thesamestandardofproofisapplied,,used,thedifferentproofstandardsshouldbeestablishedintermsofconvictionandmeasurementofpenalty,respectivelynamed“uniquenessbeyondreasonabledoubt”and“definiteuniqueness.”usedas“possible”,andofnohelptoestablishtheirstandardas“definite.”死刑是最为严厉的刑种,这种刑罚的错误适用,将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对于保障死刑案件的质量、防止错案、保障司法公正和人权都有关键作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是否与普通刑事案件相同,或者比普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更高一些,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①无论是主张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适用同一证明标准,还是死刑案件应适用最高证明标准,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对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适用要严格、慎重。但现有观点不仅只是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制度设计本身进行的粗线条研究,没有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死刑案件量刑事实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和特点,确立更为详细的证明标准,而且忽略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运行过程中实现所需要的程序性制度保障,无法从实质上有效地控制死刑的错误适用。从证明规律和司法实践龙宗智认为,死刑案件可适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参见龙宗智《“确定无疑”——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学》2001年第11期。周道鸾认为,“刑事案件不宜制定两个证明标准。”参见周道鸾《关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几个问题》,《法学杂志》2006第6期。更多学者认为,为达到保障人权、控制死刑的目的,应通过最严格的证明标准,增加证明难度,死刑案件应适用最高的证明标准,必须达到“唯一性”标准。参见陈光中《死刑案件证据必须达到“唯一性”标准》,《法制日报》2010年7月15日。来看,唯有对死刑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适用与普通刑事案件结构相异的证明标准,对定罪事实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唯一性”的证明标准,对量刑事实总体上采用“确定无疑的唯一性”的证明标准。在具体操作上,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采用“可能成立”的证明标准,对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事实采用“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且建立严格的证明制度和程序保障措施,将最高证明标准落到实处,从而体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尊重,解决现行死刑证明标准立法的缺陷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一、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死刑案件与一般刑事案件,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细化为三个条件:一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是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