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集市贸易摘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主要经历了恢复新建、管理调节和繁荣发展三个阶段。一方面作为反映战时区域社会变迁的载体,边区集市在继承原有市场和商事****惯的基础上,发生了贸易中心区域位移、交易****惯变化和专营市场形成等现象。另一方面,面对外部敌对势力封锁,边区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刺激了商品流通,稳定了战时经济秩序,对支援抗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集市贸易;商品经济中图分类号:F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102-04陕甘宁边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各项制度实施最早的地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经济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各大城市商业交流活动普遍陷入停滞,而处于最底端的农村和城镇市场却日渐繁盛。其中,我们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时期边区集市贸易的演进和发展既是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中共区域执政效果的微观投影。因此,系统梳理分析这个问题对深化拓展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与华北和长三角地区不同的是,陕北的集市贸易直至道光年间后才渐为兴盛。本区域虽受制于自然环境和交通因素的影响,但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形成了以转运为主的集镇贸易,如临近黄河位于山陕两省交界处的葭县,“所有油盐、瓷、煤、木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设遇凶年,宁夏、河口之粮买来,转济晋省,陆路转运,多用骡马。近年渐有榆林骆驼运蒙盐转售山西省”。[1]同治年间(回民大起义前),陕北集市贸易达到极盛,如宜川县云岩镇集市,“镇中商号达百余户,多晋人,每月二、五、八集会,月凡九日。一至集期,居民遐迩云集,交易而归,其种类以杂货、油酒、当业为大宗”。[2]但同光之后陕北出现“五年一小灾、十年一大灾”的局面,致使农业歉收、人口锐减,加之民国初年兵乱、匪乱、瘟疫及回民大起义的影响,陕北商业再度萧条。据梁爱民回忆说,“陕北的许多地方由于经济落后,在革命前是没有农村集市的,农民的交换很不方便”。[3]27这段话虽有绝对化倾向,但也可从另一侧面看出二十世纪初陕北集市贸易发展程度低。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下设贸易总局着手恢复陕北苏区集市贸易的工作,及时消弭国民政府对于苏区政府有关“禁止贸易”、“不许买卖”、“没收商人财产”、“没收资本家财产”等等错误宣传的影响。1936年西北办事处再度公告称,“在志丹市(即保安所在地)恢复从前逢五逢十的市集,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设立消费合作社,与志丹市机关消费合作社,经营出卖食盐、布匹等群众日用必须品,规定每天都有出卖,就是不限定市集一次”。[4]41-421937年经济部发布工作报告总结,“自金融统一以来,在苏区所有的集市均已恢复起来了,尤其是子长除将过去原有集市,恢复起来外,并在镇武洞亦建立起来集市,现有不少白区商人来此集市买卖货物,所以比前更加繁荣。此外,在其它各县集市(如白庙岔、安定市、李家岔、蟠龙市……等)都比过去强的多了。不仅有榆、米、绥、镇川堡等处商人不断地来营业,而且于金融上亦顺利了不少。(如过去米价每斗苏票28元,现已低至18-20元左右)”。[4]69-73及至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召开之际,边区的集市贸易已达到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商业方面也已开始发达起来,从前停了业的商店都已恢复营业。现在新增加的商店约在一千以上,尤以延安近年来增加更多。神府、靖边等县还发展了集市以便利交换。”[4]183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于第二年召开党的高干会议研究部署以后的贸易工作,确立了以“自力更生”、“分清敌我”为依据的商业政策,由国家资本主导市场交易行为;扶助依靠中小商人调整物价、繁荣市场;确立了食盐统销、特产和烟酒专卖政策。边区的集市贸易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如安塞真武洞市“五天一集,这一集市,目前已成为安塞商业之中心,以后每集天数的缩短,集内的商店增多,将更趋繁荣”。[5]399综上所说,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两方面计划性调控之后,边区集市逐步恢复、新建,并开始走向繁荣。(二)集市设立的首要因素是商品经济基础深厚且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这缘于区域内商品交易量大、较多的交易需求为集市贸易提供了可靠的社会经济背景,次要因素是一定人口规模、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边区主要市场为定边市、延安市和绥德市,以定边和延安市的商业资本占优势,各有大小商户四百左右。定边为食盐、皮毛、药材产地,延安市为边区土产向外输出,以及外边工业品输入边区内或边区外所经过的市场,又是边区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绥德市在战前曾有过一度的繁荣。”[5]18可见,战时边区已形成了统一的内部市场。相较传统集市,抗战时期边区市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