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谈起由于变法改革而在后世背负骂名,王安石也算是中国历来的改革家中少见的一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数大家都对王安石变法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说到这次轰轰烈烈的变法,就不得不提到司马光与王安石这对同样品德高尚,才高八斗却又显得有些心高气傲的对手,以及他们所写的《与王介甫书》以及《答司马谏议书》。《与王介甫书》产生的时间是年轻的神宗接替仁宗即位,一心富国强民的神宗任王安石为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政。新政在当时无疑是对传统极其严重的挑战,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的王安石立即遭到了诸如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强烈反对,与王安石共事多年的司马光也写了3000余字的《与王介甫书》劝说自己的好友放弃变法,在得不到王安石回应的情况下,还有了紧接着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与王介甫第三书》。司马光对自己的老友的刚直性格显然是十分了解的,在《与王介甫书》的开头,他采用了相对温和的手法,强调了自己体谅,尊重朋友的立场,同时却又点出了“直”“谅”二字,为后面的劝谏打下了基础。接下来,继续以关心、体谅朋友的语气,指出了在他看来王安石犯的五个的错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接下来大段的举例,都是围绕这几个错误来展开的。在信的最后,司马光又笔锋一转,再次为王安石指出只要听从劝告,放弃变法,就会得到后世称赞与时代的宽容。当然,司马光也不忘警告王安石小心身边的“小人”,而值得一提的是,有无论这提醒究竟只是为了阻止变法而对王安石的警示还是真正的高瞻远瞩,在日后王安石失势时,这一点倒是得到了极好的印证。可以说,司马光的这篇《与王介甫书》的的确确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文章,全文堪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其所指出的问题而言,也并非是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只不过司马光以朋友的姿态诚心请王安石放弃变法的书信并不奏效,在司马光的《与王介甫第二书》之后,他终于等来了王安石的答复。不得不说,《答司马谏议书》的评价历来都要高于《与王介甫书》,王安石的回信一如他本人,言辞短小精悍,逻辑严密,针对问题的解释亦是十分犀利。难怪人们历来都将其奉为千古名篇,以数百字对数千言而占上风,反应了王安石对改革的坚定与***,体现了大政治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胸怀与眼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对《答司马谏议书》的评价并不为过,可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我看这篇回信就不如何优秀了。首先,作者不分青红皂白,把反对者视为壬人,将反对意见统统斥为邪说,而作为不接纳反对意见的理由,而作为一个执政者,不能接纳反对意见,往往1/4也是事情失败的开始。其次,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提出的五点不足一一做出了解释,但是他的解释方式主要以强硬的说理为主,没有足够说服力的例子,名曰自辩,但是自夸的感觉却是挥之不去的,这样的答复,本来就不存着与人沟通之意,而不能与人沟通,只会进一步加深与反对者的矛盾,使得自己在改革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王安石的变法始终是没有实行下去,他本人在两退两进之后将新法交由他人实施,神宗去世之后,高太后秉政,启用司马光出任宰相,立即全面废除新法。哲宗亲政之后,立刻恢复他父亲的新政,不但启用新党,甚至还一度考虑要挖司马光的坟。之后向太后再度撤销新法,启用旧党韩忠彦为相。1103年徽宗再启用新党蔡京等,将司马光等人贬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籍碑》,将司马光、苏东坡这群”小人“的恶名昭告天下。同时下诏将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列于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