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封建国家与人民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主张藏富于民的一种经济思想。它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间,富民思想在中国思想界不断出现,它所反映的阶级内容与时代意义,亦随时代的变迁而有不同。先秦时期中国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富民思想。儒家儒家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他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人民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他把人民的富足看作是政府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的财政思想。孔丘的富民思想在中国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梁惠王上》),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他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富国》),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他说:“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他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富国》)。荀况把民富与国富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对儒家的富民思想作了总结性的阐发。[1] 墨家墨家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墨子·非命下》)。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辞过》)。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但墨家在富民与富国关系上,不同于儒家,他们主张“官府实而财不散”(《尚贤中》),要求充实官府而不是藏富于民。认为国家“仓有备粟”(《七患》),就能“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人民生活才有保障,所谓“官府实则万民富”。墨家把小生产者的幸福,寄托于王公大人的雨露阳光,幻想统治者能节用去侈,“爱利万民”(《尚贤中》),“加于民利”(《节用》),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条件。道家道家倡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人民的经济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