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经济论文-城市化问题:反动的中国政策扫马路的“本市人”是“清洁工人”,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同样是扫马路,“外地人”则是“民工”,是被歧视的对象。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是湖南农民的儿子,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是四川农民的儿子,他们在北京呆了那么多年,不知是否办了“暂住证”。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就只是一纸奢谈。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八十年代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读书与参军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已经整整7年。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苛刻的管教。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在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