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分析村民自治的内源性组织资源何以可能?——浙东“刘老会”个案的政治人类学研究本文为2007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金项目《转型期“空巢村”治理与村老人协会》(课题编号:07CGSH006Z)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先后五次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调查(20070107-10;20070404-07;20070724-27;20080404-07;20081006-08第二作者第三、四次同行),本文依据的田野资料主要来自这五次田野调查。谨向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基金、刘家村老人协会·村两委会等有关人士表示谢忱!“刘老会”是“刘村老人协会”的简称;“刘村”是研究对象村庄的“学名”。阮云星男,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婧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摘要:本文依据当代民间文书资料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复原了一个村庄老人会十多年自治成长的过程,分析了这个内源性自治组织成长的内外契机和实践的学理的意义。本文提示,村庄次级自治组织的培育是村民自治·农村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生长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分群理论等新视角有助于老人会等乡村自治组织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的在场有助于村民等自治实践主体培育乡村自治组织的自觉和学科知识的增长。关键词:村民自治,村庄次级自治组织,“刘老会”,政治人类学,年龄分群*本文首刊于《社会学研究》,2009/3(第112-138页)。上文是投稿文稿,后有编辑修改;请以《社会学研究》为标准版本(作者附记)引言从闽东义序的“宗族”研究到浙东的“刘老会”研究,政治人类学或者说人类学的政治分析的视角始终是笔者重要的或曰主要的研究路径。若从十多年前选择义序“宗族乡村”的政治人类学回访研究作博士论文论题时的一个素朴的问题意识——传统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宗族(关系·组织)的现代转型及其研究成果,无疑有助于转型期其他社会关系·组织的现代转型研究和社会实践的自觉——看,这篇“刘老会”研究的文章或许把这种期望体现的更加明晰和具体;村民自治的实施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庄自组织资源的状况,村庄自组织的培育势在必行却又是难题,浙东“刘老会”研究的较为细密的资料和问题梳理即本文第二部分依据的初稿,该初稿当时也经两作者往返作业了四、五遍。的呈现,或许可以(部分)回答“村民自治”的自组织资源何以可能的问题,权且作为引玉之砖。镜头与景观:ZM乡村生态中的“刘老会”“我们的在场”被认为是反思性科学的前提参阅,[美]麦克·[C].;按此认识来自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话,或许可以说他们有大致如同镜头与景观之关系的一面。镜头这种人类认识之“镜头”构成复杂,不同要素的构件——大到对人类认识论新探索的自觉、小至对具体研究的理论·方法的设定——以怎样的结构进行组合,决定了镜头的规格和品质。笔者赞同布洛维(MichaelBurawoy)的“知识的增长”说前揭,布洛维著,,期待知识的增长带给“镜头”新的品质新的魅力。“刘老会”进入笔者的镜头也许属于“无心插柳”的偶然,可这“意料之外”的景观,却又似乎是在笔者举目聚焦的“情理之中”。2005年下半年,一位学生提交的暑假调研报告让笔者颇为欣喜。首先,这是一篇选择了自己的家乡进行乡村选举的田野调查式的研究报告;其次,这一来自一个具有宗族传统的主姓村的调查报告,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可供备选的浙江宗族乡村研究点的信息笔者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宗族风土论”(中文文献参见,《义序宗族的重建》,庄孔韶等著《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類学世纪回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84-115頁,尤其其中的108-115页;又见近刊,《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7月,第1-32页,尤其其中的26-31页。这个假说,还需要相关研究的对话和验证。。2007年初,笔者在这位学生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刘村。景观景观也有其复杂的结构,表象、里面的内容和凝聚的意义、包括“在场”要素在内的各种“对话”形成的情景流动。刘村是浙东三门县ZM社区(工作片)的一个人口近千人的刘氏主姓村庄村委会建制村庄,在近千人的人口中,刘氏约有800多人(300多户);村庄隶属于三门县亭旁镇。目前,在镇与村庄间还有一个准行政建制的“SM社区”的工作片。(SJ070107)。图1刘村村域图,地处浙东沿海腹地的半山区地带,姓氏文化发达;历史上经常处在几个县级行政区划交界的边缘地带,1940年以后隶属三门县,直到2001年大致保持着一个乡镇行政级别的建制,此后撤乡并入亭旁镇。刘村建于1948年,位于ZM社区西北部,该地块山田参半,村的东北隅是山地,两条溪流——沿山从东到西的一条小溪流(板溪)汇入从南向北的溪流(南溪;合并后向西北方流淌而去的大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