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康熙三年。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明朝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生;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螳臂当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两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喊杀声中,在铁蹄之下,它们都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艰难至极的选择。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便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养家糊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平时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暗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孔有德、冯栓、孙之们,这些病态的“清醒着”,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七十八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折不挠,杀身成仁。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扩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