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恐怖电影的精神研究论文首先,为什么要看恐怖片?看过电影《闪灵》的人,一般会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心理体验:难以言表的恐怖。尽管恐怖,还是满怀惊喜:看的时候吓得提心吊胆,说起来又津津有味,大有痛快淋漓之感。观者甚至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美国一些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曾对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150名大学生进行过专项调查,结果显示:约8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的当晚难以入睡,其中有1/5的人甚至一连好几个月都无法安寝;76%的人认为在看完恐怖片后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发生了异常,其中1/2以上的人在一周内能够恢复常态,但有1/4的人在一年内没有这样的好运;65%的人在看完恐怖片后在午夜不敢接听电话;31%的人认为自己变得神经质了,经常心神不宁、疑神疑鬼。[2]不过,观者一般承认,只有观看恐怖片,才能真正体验到“痛快”的内涵:痛是快中之痛,快是痛中之快;因为痛,所以快;因为快,方知痛。何以至此? 在某些人看来,看恐怖片“玩的就是心跳”,为的就是“吓一跳”;“吓一跳”之所以如此可贵,是因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我们需要获得异乎寻常的高峰体验,仿佛接受电击一般。这样做,可以缓解生活压力,发泄心中积蓄已久的不平和不满。“尽管与现实生活相比,惊险片更具幻想色彩,但实现这些幻想却是现实的需要,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看电影呢?我们对恐怖有一种心理上的迷恋,我们喜欢被吓唬。”[3]当然,这样的看法还很肤浅,因为它并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吓一跳”?换言之,人为什么有被“吓一跳”的渴求?它是一种需求,一种要求,还是一种欲求,它能否最终获得满足?在获得满足时又导致了怎样的心理效果和社会效果? 应该说,恐怖与焦虑是一对难兄难弟。“恐怖电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恐惧焦虑心理。对人类在宇宙中孤独地位的焦虑,对社会道德的焦虑,对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焦虑和恐惧,对恐惧的恐惧,对焦虑的焦虑。”[4]如此说来,看恐怖片是为了体验焦虑,这与人类饱受压抑的“潜意识”有关,与施虐狂和受虐狂心理有关,因为恐怖片就是以施虐、受虐、疯狂、窥***癖为基础的。[5]总算把人类对于恐怖的需要与无意识联系在了一起,但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体验焦虑就能消除焦虑吗?如果体验焦虑无法消除焦虑,为什么还要去体验焦虑?焦虑本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是诱发歇斯底里症的成因,我们为什么还要揭开这个伤口,一再把自己推入痛苦的深渊? 对于某些人而言,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叙述闭合过程”为基础的。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恐怖片提供的快乐是以“大团圆”的结局为基础的。而我们一直对“大团圆”情有独钟,鲁迅先生认为,中国人****以为常的瞒和骗的恶****都源于这里:“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6]在以“大团圆”为结局的恐怖叙事中,无论过程多么令人心惊肉跳,可怕的事物和力量最终会被消灭或制服。恐怖叙事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开始时风平浪静,秩序井然,继之是恐怖力量介入,这时和谐的秩序被打破,最后恐怖力量被消灭,原始秩序得以恢复,世界终获太平,人人各得其所。观者期待着最终的圆满,而这种期等最终得以满足,于是一切皆大欢喜。也就是说,在恐怖片中,因为黑暗势力的介入,善与恶、正常与变态、现实与幻觉、理性与非理性一度消泯了彼此间的界限。“恐怖片暴露了理性的种种局限性,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非理性。理性王国代表着那些可控制、可预测的秩序井然、明白易懂的领域,而非理性王国正好与之相反,它代表着那些构成生活底层的混乱无序、难以言状、混沌而又不可预测的领域。”[7]在恐怖片中,非理性力量破坏了社会秩序,但在一般情形下,它又通过科学和武力重新恢复理性、秩序,我们因此能在心理上获得由恐怖带来的某种快感。这样的叙事结构当然也会产生意识形态性的效果,而解构主义的精神分析又特别擅长于解剖这种类型的文本的意识形态效果,所以我们不妨拿来一试。透过解构主义精神分析的视野,我们会说,恐怖文本的叙事闭合不仅压抑、招安了那些破坏主流意识形态秩序的因素,而且还在观者那里制造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效果。在欣赏恐怖电影或解读恐怖文本时,观者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和精神矛盾,它们可能会使观者无法获得系统、连贯的身份;只有平息观者心中的冲突和矛盾,观者才能把自己感知为系统、连贯的能动者,获得连贯一致的主体性。否则,轻者无法确立自己的身份,重者陷入人格分裂的泥潭。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主体置于意识形态之内的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大致了解解构主义批评的基本前提和基本理念。解构主义批评的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研究的焦点从单个艺术家或单个文本转向符指化系统本身。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所有的文化行为都有其规则和代码,这规则和代码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视觉形象的。单个作者并非意义之源,只有规则和代码才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