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 内容摘要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与案件事实的证明,涉案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均具有密切的关系,在实现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实践中仍然存在对于非法证据如何判断的困境。本文选取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论题,结合 C市检察机关的具体实践,对这一重要问题进行论证,重点分析当前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主要做法和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方法。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C市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实践的基本情况。C市检察机关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出台后,结合C市的工作实际,对非法证据排除建立了具体的制度,并通过调研、信息、讲座等方式积极探讨该问题。2013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施行后,C市检察机关将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正式纳入考核范围,针对实践中发现的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均作出了相应的审查和处理。第二部分为当前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主要做法。当前实践中主要是分三个步骤进行非法证据的排除。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依托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动提出或者办案人员的审查,发现案件是否存在非法证据的线索,从而决定是否启动非法取证的调查程序。一旦启动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则通过获取侦查人员的情况说明、调取看守所出入所体检记录、询问相关证人证言、调取案件同步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以查明是否有非法证据的存在。经过调查核实,确实存在非法证据的,若该证据属于言词证据,则绝对予以排除;若属于实物证据且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说明的,也应当予以排除。排除该非法证据后,还应当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对相应的证据进行补证。第三部分为当前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存在的主要问题。文章认为:当前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点:首先,对非法证据认定及是否排除把握的标准不一。主要的认识分歧集中在采用变相的肉刑和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时,如何判断这些方式是否使得当事人“***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痛苦,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尤其是在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口供时,如何将它们与侦查手段和讯问技巧区分。不同办案主体基于不同的角色定位和个人对证据的把握能力,往往对此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从而出现分歧。其次,非法证据线索获取途径狭窄。实践中,非法证据的线索来源万方数据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提出和办案人员自行发现,此外没有更多别的渠道发现非法证据的存在。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提出遭到非法取证后,能够提供相应线索的很少。第三,非法证据调查核实手段单一。虽然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调查核实的方式, 但实践中运用得最多的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调取讯问录音录像、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所体检记录。以上几种方式存在自身的缺陷,犯罪嫌疑人通常情况下无法提供相关的线索以供查证;办案人员的情况说明因为客观性不足,以致于证明力不高; 讯问录音录像的真实性、客观性较高,但并非每一个案件都会制作讯问录音录像;体检记录只能证实是否有伤情,但不能由此绝对的推断出犯罪嫌疑人是否遭受非法取证。第四部分为完善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文章认为:应当从整体思路上进行转变,树立起程序正义的观念,对非法证据做到切实、全程排除,并且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要遵守法定的程序;拓宽非法证据线索获取途径,办案时要充分利用讯问、审查案卷和查看同步录音录像的机会,最大限度的发现非法证据的线索;丰富非法证据调查核实手段,加强对办案人员和相关知情人员的询问、调取相关视听资料、做好伤情鉴定和相关物证的固定工作;进一步完善和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即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并建立起对侦查人员侦查行为合法性进行调查和处理的专门机制。关键词:审查起诉;非法证据;证据排除万方数据 1 Abstract Problem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cases proved and safeguar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t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in the realization of substan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illegal evidence still exists in the dilemma of how to judge.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procuratorial agency to examine the prosecution 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