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盛世危言”——《叫魂》读解作者:刘昶 1768 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 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 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 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 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 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 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 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 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 案情真相终于大白, 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 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 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 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 停止清剿。(注:《叫魂》( 孔飞力著), 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这个故事就其本身情节来说已够精彩, 而经过历史学家的阐幽发微, 更可以说出一大堆教训来, 于是就有了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该书于 1990 年出版,当年便获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之一的“李文森奖”, 受到广泛的好评。在《叫魂》一书中, 1768 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 它们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 然后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蕴。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 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 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 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 观音殿和慈相寺, 观音殿香火鼎盛, 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 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 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 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 并被添枝加叶, 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 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 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 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 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 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 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 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 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 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 国库充盈, 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 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 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 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 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 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 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 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 唯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 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 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 不信其无。对地方社会来说, 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 而且易欺, 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 没有任何权力, 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 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 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 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 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