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多元时代需要更强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经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等。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等。
周公制礼作乐:历史性的伟大选择
我们先回顾中华文明从远古到上古时代的基本进程。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开始出现。中国人在北方的农业区最早成功栽种了小米,在南方的水田农业区最早培育成功了大米。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与互补,到距今4000年左右,融汇为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从夏朝到商朝的一千年中,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谋求粮食等物质生活资料。到商代末期,社会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青铜文明臻于极盛。至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此后只有量变,再无质变。
但是,商代富裕的物质生活失去了理性精神的引领,贵族们酒池肉林,骄奢淫逸,滑入了腐败的深渊。其深层的原因是,殷人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以为只要殷勤祭祀,祭品丰厚,就能得到天佑神助,任何人奈何不得。纣王在覆灭的前夜,依然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牧野之战,殷商王朝一朝覆灭,作为西周新政权主要设计者的周公,不能不受到巨大震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殷”(《尚书·召诰》),必需吸取它们的前车之鉴,方能求得长治久安。
周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把商朝的国家机器当作一份巨额资产来接管,按既有的治国模式运作,“以暴易暴”,以新的暴政替代旧的暴政;二是吸取商亡的教训,革除旧弊,提出新的治国理念与模式。周公选择了后者。从《尚书》收录的周公的诸多训诫看,周公新政的主要理念如下:
民本。民众是立国之本,不可轻忽。武王在率师渡孟津时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众要想做到的事,上天必定会顺从。周公要求执政者体恤小民“稼穑之艰难”,要保惠庶民,不可欺侮,他引古语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把小民的感受作为反观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中国民本主义思潮由此而起,并迅速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思想在古希腊的产生和流传,比中国至少晚了五六个世纪。
明德。在《尚书》中,周公反复提及“明德”,意思是昌明执政者个人的德性与治国理民的德政。周公“勤用明德”(《梓材》),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他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至德之治发出的馨香可以上感神明,供桌上的黍稷不香,光明的德性才有真香。纣王不明其德,所以为上天所灭;周文王有明德,所以才为上天所立。能否长治久安,不在天命,而在我之德,“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诗·大雅·文王》说“自求多福”,要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周人高度的道德觉醒,由此可见。
勤政。《尚书》中的《无逸》一篇,周公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等四位“迪哲”为例,向成王阐述勤政之道。周公说,殷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昏庸无道,恰恰相反,中宗、高宗、祖甲都懂得“治民祗懼,不敢荒宁”的道理,治民都有敬畏之心,政事无大小,都能恭敬从事,不敢荒淫,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