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
 
楼宇烈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历程,并详细地评论了他在发掘和整理禅宗新史料、弄清初期禅宗史上的一些重要史实等方面所作的研究工作。从而认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虽有不少主观武断和谬误之处,但从总体上来看,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非信仰者的立场,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今天研究禅宗史也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过去那种一概否定的批判是不公正的。
一
胡适对于禅宗史的研究,是他整个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佛教(主要是禅宗)是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曾这样写道:
“中世第二时期。自东晋以后,直至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观,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顗、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
又说:
“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的。”
同时,胡适也很注意佛教所以能在中国传播的原因,以及佛教在社会风俗、礼仪、伦理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等问题。如他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读宋人穆修的文集一事。他对其中一篇题为《蔡州开无寺佛塔记》的文章,十分赞赏,认为他对佛教的流传及其社会作用的评述,有可取之处。他介绍该文的一些观点,同时评论说:
“他的大旨说佛法之行,是因为他能‘本生民甚恶欲之情而导之’,所以‘能鼓动群俗之心如趋号令之齐一’。这是很平允的见解。”
“他说:‘如死生祸福之说,使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亦尝言之,则人亦必从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则人焉得不从佛氏而求之也?’这是韩愈所讳言的。”
“他又说:‘予谓世有佛氏以来,人不待礼义而然后入于善者,亦多矣(“然”字当行)。佛氏其亦善导于人者矣。呜呼,礼义则不兢,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独盛于时也。’这是很忠恕的估价。”
“又说:‘就其实而言之,则隆塔庙诚佛事之末。苟以时观之,能恢赫显灼,使人见之起恭生敬,则无如塔庙助佛之大。故虽穷远僻阻,川涂所出,必有佛之塔庙以瞻向于俗也。’这也是有历史眼光的话。”(《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28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穆修和胡适对佛教的评价是否正确,然其中透露出胡适对佛教历史的关心则是无疑的。因此,当胡适在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8年)后,即开始着手于佛教禅宗史的研究。
大约自二十年代初至一九三五年,是胡适研究禅宗史的第一时期。他的第一篇有关佛教禅宗的论文,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发表的题为:《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然而在这之前,从现存的他的日记中,我们得知,他在一九二一年九月至十月,曾在中哲史课中讲过佛教①,一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