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反思苦难,超越苦难反思苦难,超越苦难评论界不少人用“苦难叙事"来描述陈应松关于底层人生存状态的叙事姿态,并笼统地将其归入新世纪底层创作的一种惯常模式一一“由人文关怀引出的道德义愤使叙述底层被简化为苦难叙事或控诉文学,城乡对立成为叙述底层的整体逻辑构架”[1]。在这里,“苦难叙事”变成了一种不太招人喜欢的叙事方式,并常常被误解成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一种歪曲和戏谑。某些评论者则指出陈应松文本中充满了“苦难情结”和“苦难叙事的欲望化倾向”,癖好苦难就像莫言余华早期癖好血腥暴力一般,批评他过分渲染和夸大底层人民的生存之苦。笔者以为,这些评论本身存在一些认识问题,对陈作中的“苦难”缺乏正确的定位和认识。苦难虽然是陈应松笔下的实在意象和叙事策略,但陈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在文本中无不传达出一种与底层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存意识一一反思苦难,超越苦难。陈应松深知“苦难只成全了作家的作品,却苦煞了生活的人们",暴露生存的苦难并不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所应坚持的创作姿态。他的使命是指向现实本身,以一种悲悯的情怀去体谅笔下的人物,塑造理想的人性光辉,以知识分子的姿态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期望以此引起对疾苦的他救和自救。这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所应该具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正如陈应松自己所说:“生存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小说必须要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观照,而不仅仅是写作手法。书写这样艰难而神奇的生存,必须有理想和浪漫的***”[2]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探索灵魂真实的现实主义",对现实深切地关照,进而深入人物内心和灵魂,保持一个作家对“想象〃和“真实”的真诚态度和理想***。是什么导致了乡村苦难?对于真诚写作的陈应松来说,是艺术文本中的现实背后的真实性问题;对于苦苦挣扎的底层人民来说,却是现实而根本的问题。陈应松对苦难的叙事夸大而不夸张,他有意识地避免把“苦难”戏谑化、妖魔化、狂欢化。深入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苦难并非偶然和天意,而更多的是由互为因果的恶劣环境、扭曲的人性和沦丧的人伦共同酿造的悲剧,文化和社会体制中的负面因素与苦难的发生具有必然的联系。《狂犬事件》中,狂犬进村看似偶然,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刺激因子。忘乡村封闭宁静安稳的表面背后隐藏着的是人性的荒漠化和思想的愚昧、落后、野蛮,长久积蓄的所有的问题早晚都将爆发。两只疯狗就像是闻到腐肉气味的蚂蚁,不管它们进不进村,村庄都已经溃烂并慢慢腐化,只是这一誓,就把光鲜的皮面给螯破了,里面的脓水便流了出来。村庄的阵痛正好可以将一切糜烂的现实和生存的苦难暴露出来,一切暴力、野蛮、无情和麻木都将遭到打击和破坏。无论是汤六福与赵子阶的对立还是郭大旺与赵子阶的瓜葛,都反映了农村基层政权与人民的心理矛盾和利益冲突。溃败无序的乡村政治不仅没有对人们的生存苦难进行深切的关注和反思,反而将苦难与“人”一起作为敌视绞杀的对象,成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线和苦难加重的催化剂。在陈应松笔下总是有这样一些乡村基层干部一一作为在贫困疾苦中同样备受煎熬的一群人,他们深切理解和同情村民的疾苦,也强烈渴望着村民能够脱贫致富,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人民群众的队伍中。他们的同情不过是来自于作为贫苦农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而作为政治权力的代表,他们在治理模式中常常采用“以暴制暴”的办法,机械地传达和执行上级的政治任务,这正是乡村政治的一种真实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