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死生转换: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艰难劝捐路器官捐献怎样申请在她看来,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去世对于一个生者来说,身故后,是选择“全身而退”,还是选择通过另一种方式使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据卫生部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仅为3%,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之间的供需矛盾突出。深圳市红十字会是全国第一个参与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基层红十字会,在深圳打工的外来人员高敏当时还只是一名深圳市红十字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2008年,她正式转为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来,高敏一直负责向有捐赠意愿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们及其家属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捐献者生前签署志愿书、故去后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最初,她到医院里进行宣传工作,希望与一家医院商量,在重症监护室旁放置一个器官捐献的宣传栏。这位医院的工作人员吓得连连摆手,“把身体上的器官捐出去,那不成了一具空壳,到了下面,连阴亲都没法结”。还有一次,一名捐献志愿者的家属给高敏拨打电话,见面后,对方怎么都不相信高敏的身份,高敏给他看了身份证、志愿者证以及深圳市的道德楷模证书,最后连媒体的报道都成了高敏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之一。随着工作的开展,慢慢的人们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排斥她的工作了。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捐献器官志愿者及其家属都同意的情况下,高敏才会介入开始协调工作。在与家属的沟通过程中,渐渐让其了解生命延续的意义。在从事这项工作的过程中,高敏渐渐与医院的护士和医生熟识,有的时候医院的护士也会问高敏,“你这样天天接触死人,不害怕吗?晚上会不会做噩梦啊?”“不怕”,在高敏看来,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去世,他们都是睡着了的好人。作为器官捐赠者家属与接受捐赠的医院之间的协调人,他们要宣传器官捐赠知识,协助回收器官直至遗体火化,他们还要陪捐赠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完整的遗容对捐赠者和他们的家属都非常重要。推入手术台,家人不能再进去。手术室里,是器官协调员陪着他们走这一程。默哀、拍照片、记录被取走的器官、看着他们被重新缝合、为捐献角膜者装上义眼……“也许儿子还能以另一种方式活着”袁德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她希望有一个孩子可以带着儿子身体的一部分长大。这段历程常常从医院的ICU(重症监护病房)开始。因为器官移植手术对器官新鲜性的要求,捐赠成功者多是突发性脑死亡。例如交通意外,脑溢血。他们无自主呼吸,仅靠呼吸机维持。10岁的田干躺在ICU里面4个多月后,他的母亲袁德珍拨通了高敏的电话。高敏的惯常打扮是,白色T恤,上面印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标志,后背垫一条白色毛巾吸汗;几十斤重的双肩背包,里面是有关器官捐赠的。器官协调员的电话印在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的宣传册上。高敏24小时开机等待着捐献器官的电话,每个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在袁德珍给高敏打电话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么叫遗体。器官捐献书上有遗体这个选项,这个来深圳打工的农村妇女,怯生生地问,“遗体是什么?”最终她捐出了儿子的所有器官。2012年1月,袁德珍的丈夫和儿子遭遇车祸。丈夫当场去世,儿子田干一直昏迷。“我一直想着会有奇迹。”袁德珍每天给田干翻身、擦洗,说说以前一家五口开心的事。田干没有任何知觉,“身子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诊断结果是脑死亡,医生劝袁德珍放弃,但她不愿放手这最后的寄托。直到听说同病房女孩黄圆圆脑死亡后,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