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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文举要看高步瀛的散文观——以书中所提唐宋八大家为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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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文举要看高步瀛的散文观——以书中所提唐宋八大家为例.doc

上传人:584476383 2020/6/4 文件大小:31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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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

文档介绍:从<唐宋文举要>看高步瀛的散文观——以书中所提唐宋八大家为例《唐宋文举要》,唐宋散文骈文选集,二编十二卷。近人高步瀛选注。书分甲乙二编。甲编为散文,8卷。前5卷选唐文100篇,计26家;后3卷选宋文78篇,计14家。其中唐宋八大家为133篇。乙编为骈文,4卷。前3卷选唐文46篇,计29家;后一卷选宋文24篇,计20家。每编之前有总序,简述唐宋两代散文和骈文的基本情况。入选作品,不少是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大体上照顾到了各类文体和各种风格。注释详博谨严,对引文及旧注中的错误,时有所考订;博采作家评论,间加已意,对文意时有所发明,对初学和研究者均有参考价值。注释考订偏于烦琐,评论有时过于注重形式,是此书的不足之处。高步瀛作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吴汝纶的弟子,因而在散文的编选上未能突破桐城派的藩篱,由于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适应清王朝为建设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功业之所需而产生的,并且对于骈文不太重视,因此在《唐宋文举要》的文章选择中并没有选入包括柳宗元《捕蛇者说》、王安石《伤仲永》、苏轼《承天寺夜游》等比较著名的文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高步瀛对于书中唐宋八大家的注解中了解其个人的散文观以及后期的桐城派的散文理念。一、考据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开篇写到:“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而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中针对这一文字作出了如下注释:柳子厚《先侍御史府君神道碑表》曰:“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周书·柳庆传》曰:‘字更兴,解人也。孝闵帝践阼,进爵平齐公。’不言封济阴。《北史·柳庆传》、《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皆无封济阴之文,然退之与子厚至交,叙其先世不应有误。或此文诗中下本有封平齐公,六世祖旦为周中侍郎等字,传写者脱去,抑或庆当改封济阴而史不具,皆未可知也。[1]又如对韩愈的《南海神庙碑记》的批注:“韩集书注曰:‘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持节袁州诸军事守袁州刺史韩愈撰,使持节循州诸军事守循州刺史陈谏书,进篆额。其后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金石萃编卷一百七日:此碑今装本陈谏书下,失井篆额三字,井失其年后月一行。)集古录跋尾卷八约:‘昌黎集破多讹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此刻石人家多有故也。’集古录目卷四曰:‘此碑在南海庙中。’韩子年谱曰:‘碑云元和十二年诏用鲁国孔公为广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明年祭祀,即十四年,明年其时,公又固往,即十五年。”[2]从上述两段批注能够很好地反映高步瀛对于散文写作的考据要求,即每一篇文章在写作之前针对文中的历史背景、人物细节等都应该进行比较好的实际调查与以及书目的参考,要有据有理不应该仅仅是凭借自己的臆想或是猜测而行文。二、“文”、“道”合一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3]在对封建论的题目中高步瀛批注:“东坡志林论封建曰:‘昔之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草、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广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并且针对柳宗元所书:“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其作出批注:“汉司马相如太颜注曰‘鲁颂骈文毛傅云:‘伾伾,有利也。释文云,字林作文,走也。说文俟字引小雅吉日篇伾伾,环也。’[4]又如其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所给予的评点:“移提点江东刑狱,入为度志半判官。时嘉佑三年也。安石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