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潮(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潮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潮:《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o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一一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萇《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o)o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