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女人如是,天地之美篇一:古典戏剧的悲剧艺术论中国古典戏剧艺术魅力的构成因素徐定宝在绚丽多姿的华夏艺术苑圃中,古典戏剧无疑是枝夺目的奇葩,与其他古代艺术品类一样,产生过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甚至在今天仍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我们无论从美学抑或历史的目光去审视中国古典戏剧,都不难发现其艺术内涵的丰富厚重与发展流程的悠远长久,在中华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当然,构成中国古典戏剧艺术魅力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层面的,要完全说清,并不容易。本文试图就其中的几个关键环节、诸如戏剧文本、演剧主体及接受场所等方面,对古典戏剧艺术魅力的成因作些探索,以窥测这件中华瑰宝深厚的艺术底蕴。一戏剧文本是戏剧生命之本。离开了前者,就无所谓后者。同时,戏剧文本的优劣也直接关联着戏剧艺术魅力的大小。戏剧文本与其他叙事文学文本在搬演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借助演员的登台表演而产生视听上的美感效应,后者则只具备文字上的联想效应。然而,戏剧文本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带有强烈的文学色彩,而戏剧文本的这种文学特征,其中包括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性、情节结构的曲折趣味性及唱腔宾白的雅俗共赏性只有在演员的演剧过程中,才得以充分的释放,从而产生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戏剧文本一般都具备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的特征。尽管中国戏剧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多带有类型化的特点,缺乏个性化的塑造,但正是这种类型化的形象塑造,使舞台人物得到艺术的夸张。张扬了形象的个性特征,使舞台人物的思想性格尤为鲜明、突出,给人以强烈的审美刺激。吕天成在《曲品》中对戏剧的形象性作过肯定的评价,他说《义侠记》的主角“具英雄气色”,其形象轩昂悲壮,能“使奸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志,宛然毕陈,而热心裂胆之夫必具号呼、流涕、搔首、欧目,思得一当以自逞,即肝脑涂地而弗顾者。”很显然,如此感人肺腑的舞台形象乃植根于剧本的文学形象。可以这么说,剧本的文学形象对于舞台的演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清代戏曲家焦循在《花部农谭》中对同采用“雷殛”描写却因形象不同而演出效果不一的剧本《清风亭》与《双珠记》作过很有说服力的比较。《双珠记》中的李某,虽有占人之妻、陷害无辜之罪,但未曾酿成他人的悲剧,其终遭雷击而死,难以震人心弦;而《清风亭》中的张某,跻身贵官,却全然不思双亲的养育之恩,甚至在老人愿以“家仆乳婢”身份终老的哀告声中,将他们推出亭外,致使双老惨死于清风亭下。张某的绝情寡义,令人气愤之至,其终遭天报,死于雷殛,足以大快人心。由于李某与张某的剧本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就导致舞台演出的效果有了高下之分。故而戏剧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戏剧人物的形象塑造。王骥德于《曲律·杂论上》有云:“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他强调文本中的戏剧形象既不能丧失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否则戏剧的生命力会荡然无存,又要重视人物形象的艺术虚构,惟其虚构,才会有艺术魅力。明末清初戏曲大家李渔也很关注这个问题,他以为在生活中撷取形象素材是文本创作的基本途径,指出:“凡作传奇,只当求于耳目之前,而不当索诸闻见之外,”如果形象缺乏真实性,则“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他也非常注意戏剧形象的艺术加工,说:“传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虚有实,随人拈取。古者,书籍所载,古人现成之事也,今者,耳目传闻,当时仅见之事也。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闲情偶记》)。对于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形象虚构,晚明戏曲家徐复柞也有过类似看法,他在《三家村老委谈》中道:“要之传奇,皆是寓言,未有无所为者,正不必求其人与事以实之也。”可见戏剧艺术魅力与文本形象塑造的真实性和虚构性休戚相关。那些难以***的戏剧作品,其致命之处就是文本在形象塑造上的失败。至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桃花扇》中的李香君等闪烁着艺术光彩的舞台形象,也首先是由于戏剧文本形象塑造的成功。因此,剧本的形象塑造若做到巧妙的虚实相间、真幻结合,以致“备诸若境、刻肖人情”(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既为演员的演出成功奠定了基础,亦为戏剧艺术魅力的勃发提供了可能性。戏剧文本中的曲折情节与精巧的构思显然是产生戏剧艺术魅力重要的因素。古代戏曲家们对此都有很深的体会。明代郑之文说:“传奇之难,不难于填词,而难于结构(《旗亭记·凡例》)。”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玉丸》亦道:“作南传奇者,结构为难,曲白次之。”孙钅广(《曲品》作者、吕天成的舅父)在著名的“南戏十要”中提到戏剧文本“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指的就是剧本的情节与构思问题。所谓“事佳”,则要求剧情不落俗套有新奇感,能引人人胜。戏剧情节曲折有趣,才能打动观众,吸引观众。祁彪佳对此十分重视,强调戏剧情节应“以曲折争奇”。他认为好的剧本“能就寻常意境,层层掀翻,如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跌宕有致的戏剧情节,往往“优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