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译/陈新宇文/[美]理查德·耶茨理查德·耶茨(RichardsYates,1926-1992)是“焦虑时代(theAgeofAnxiety)的伟大作家”,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对美国当代作家如安德鲁·杜伯斯(AndreDubus)、雷蒙德·卡佛(RaymondCarver)等产生过深刻影响,有“作家中的作家”之称。他的处女作《革命之路》(1961)与《第22条军规》、《爱看电影的人》一同获得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随后他陆续发表的作品有《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春寒料峭的港口》(1986)等。《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写的是人的脆弱、对生活无可奈何地忍受。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该书里十一种孤独的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不朽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以下四篇小说译自2002年Picador出版的《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TheCollectionStoriesofRichardYates)建筑工人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Bank,法语Rive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