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神话、原型与意象:建国十七年戏剧的召唤结构
胡志毅
在中国当代戏剧中,与国家的仪式相对应的是国家的神话,它是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所表现的是人民的神话,而人民的“翻身解放”是这一时期戏剧中表现得最充分的神话。同时,和以往任何时候的戏剧一样,都具有原型,在这个原型最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治病救人”。在延安时期转换的只是延安的知识分子,而这个时期要转换的是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戏剧中,“治病救人”,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原型;革命意象,在建国以后的戏剧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明朗的天”,构成了一种普遍意象。换句话说,中国当代戏剧的神话、原型和意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召唤结构,它是延安文艺的一个继续,并且直接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样板戏。
第1节:国家的神话:翻身解放
国家的神话,这个概念是从卡西尔的著名的著作《国家的神话》而来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在过去的30年即两次世界大战间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出不但度过了一场政治社会生活的严重危机,而且还面临了一些全新的理论课题。我们经历了各种不同政治思想的剧变。新问题不断涌现,各种新答案也时常提出。一些18、19世纪政治思想家所不知晓的问题突然出现了。或许,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为惊人的特点,乃是出现了一种新的、神话思想的力量。在我们现代某些政治制度中,神话思想明显地占了理性思想的上风。神话思想在一番短促激烈斗争后似乎已经明显无疑地取得了胜利。那么,神话思想究竟何以能取胜?对于这凸现于我们政治视野中的新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们以往之文化、社会生活性质的观念如此大不同的现象,我们又作何解释呢?在这里,应该对神话作出一种新的理解。也就是进入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理解。
尼采说:“每一种文化只要它失去了神话,则同时他也将失去其自然而健康的创造力。”“五四”新文学家之所以关注西方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的神话意蕴,并继而呼唤中国的新神话,实际上是基于晚清时期,中国文化创造力的萎缩,因而发起了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它是中国文化继吸收佛教文化之后再次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一方面他们急切地输入西方的科学文化,企图以科学来救国;另一方面又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其中包括神话。在五四时期,鲁迅、郭沫若茅盾、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对神话的研究借用神话题材进行创作之后,神话研究成为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对象。在学者中有钟敬文在二三十年代写的神话论文,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38)、《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等都有理论色彩色彩。赵景深不仅著述丰富, 而且还翻译了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1927)、谢六逸编译的《神话ABC 》(1928)、林惠祥的《神话论》(1934)以及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等。在40年代,文学家的神话意识,一方面被文艺大众化运动以来的“民间形式”泛化了,一方面则被大量的历史题材“历史化”了。但也出现了像吴祖光这样的戏剧家,它根据古代的传说、民间的神话写出了《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这样的神话剧本。在《牛郎织女》中剧作家幻想“横跨在天河之上,左手拉住了牵牛,右手牵着织女”,并且听他们为他“叙述了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而《捉鬼传》一剧则是表现捉鬼的钟馗在千年后醒来“见鬼域之辈复行盈满天下,而且一个个道法高强,远胜自己千万倍,于是钟馗大败逃亡”。剧作家借民间的神话都是美丽而朴素而极富人情味的。他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这两段故事都有值得发挥、经得琢磨的地方:
‘射日’是抗暴的象征,‘奔月’是争自由的象征”;这个剧据剧作家说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建国以后,神话研究渐渐趋于单一化。把马克思关于神话的论述作为神话的经典性定义确定下来,这是正确的,但仅仅如此研究神话又远远不够。而文学作品的神话意识或是无限扩大化,如《游西湖》《天河配》等剧。关于神话剧的问题容后再论,在这里,我们这种来分析意识形态的神话。如人民的翻身解放的神话。
杜赞奇指出,也许时间性分裂的最重要的政治蕴含是在“人民”的观念之中。作为民族主义的基础,人民很古老,可是他们必须获得新生以参与新世界。……人民必须经过创造而成为人民。同样,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人民的教育学不仅是民族国家教育系统的任务,也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后者通过民歌民谣、文学与至关重要的反宗教运动而参与其中。民族以人民的名义兴起,而授权民族的人民却必须经过重新塑造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在这里,戏剧是直接教育人民的最好的方式了。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明确规定重要任务是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周恩来在为这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方面”,“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