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重庆南开中学1935年---1952年大事记
南开学校自1904年由严范孙和张伯苓在天津严、王两馆(私塾)基础上合并创建以来,至1935年已走过31年历程,先后在天津创建了南开中学(1904年)、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女中(1923年)、南开小学(1928年)和经济、应用化学两个专业研究所(1931、1932年),发展为自成完整体系的南开系列学校,在校学生达3000人。[1]1919年南开学校有了自己的校歌。1934年10月17日,在南开学校建校30周年纪念大会上,张伯苓总结办学经验,宣布南开以“允公允能”为校训,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为目标。[2]张伯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已日臻成熟,达到新的高度。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成果为世人所称道。
然而,张伯苓也清楚地意识到,南开教育事业面临发展瓶颈甚至生存危机。他“深感津校事业,仅能维持现状”,就地已无扩充余地,而日寇侵占我国东北后,对华北的入侵已属必然,“华北局势,危急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因此,“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事业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张伯苓采纳了胞弟张彭春提出的往内地建新校的建议,[1][3]并于1935年3月派次子、南开大学的张锡羊到四川成都负责筹建南开大学分校的选址和购地。在成都校友协助下,购得华西坝学府地带土地80亩作为建校基地,但此后建大学分校事再无其他进展。[4]同年底,张伯苓本人入川之旅促成了重庆南渝中学的建立。
资料来源:
[1]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见[参4] 第67---69页。
[2] 李向阳《南开校歌词曲漫议》,见[参29]第6—9页;梁吉生《张伯苓年谱长编》,见[参 6]中卷第322页。
[3]《张彭春年谱》,见[参14] 第231页。
[4] 喻娴文、叶谦吉《思慕他,学习他,继承他的事业》,见[参15]第107页。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十一月
张伯苓被任命为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由上海乘轮船入川参加计划在重庆召开的全国禁烟会议。随行的有南开中学丁辅仁老师,意在就便考察四川教育。途中,张伯苓在船上赋诗:“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时开?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30日抵渝,受到在渝南开校友的热烈欢迎。[1]
十二月
禁烟会议因故改址延期召开,张伯苓趁机在渝、蓉两地参观、考察,拜会省、市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当时在渝校友有48人,在蓉校友有50余人,他们均力主在本地建立南开新校。川中友好也表示欢迎、赞助南开在川设校。张伯苓对川省印象极佳,形成在四川建立新校的意向。[1]
下旬,张伯苓返天津后,与南开学校同人几经商议,决定在重庆创办新校,校名南渝中学,取南开在渝设校之意,也表示此系独立之新校, 并预定在1936年暑期后招生开学。[1][2]
资料来源:
[1] 《四川重庆私立南渝中学成立纪念》“一, 南渝中学缘起”,见[参1];张伯苓《入川抒怀》,见[参4]第39页。
[2] 喻传鉴《略述筹设南渝中学之经过》, 载《南开校友》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1936年4月15日编印。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一月
张伯苓在上海参加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会后抵南京,在校友举行的聚会上谈及建立新校的设想----在南京建立小学一所,在重庆、上海各建中学一所,需筹大量资金。有校友建议请政府资助。与会校友张道藩(国民党的高层幕僚)会后通过
陈果夫向行政院长蒋介石报告此事。蒋很关注,派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拜访张伯苓,并邀张共进晚餐。席间张伯苓向蒋建言:“发展四川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蒋对张伯苓在渝办学之举表示支持,即允诺拨发建校补助费5万元。此款加上天津知名人士陈芝琴(琹)、,,共15万余元成为南渝中学建校的启动资金。[1][2]
二月
津校春季开学就绪后,张伯苓派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偕学校建筑科职员严伯符和志愿协助建校的校友、从事土建工程的宋挚民于9日起程赴渝,具体操办南渝中学兴建事宜。三人于25日抵渝,旋即开始选址购地工作。[3]
三月
张伯苓在15日召开的南开学校董事会上,报告了在重庆设立南渝中学的计划:
甲、建筑设备费15万元,蒙行政院拨助5万元。
乙、,蒙行政院补助2万元。
丙、勘定地址,拟在重庆南温泉或沙坪坝。
丁、筹设董事会:拟约四川人士组织董事会,以便协助建校工作。
会上校董胡适提议:对于南渝中学董事会,请校长积极筹备组织。[4]
四月
喻传鉴等三人在重庆校友胡仲实、顾汲澄、张君达、文德阳等和社会各方大力支持协助下,通过对北碚、南温泉和沙坪坝的实地考察和努力,在沙坪坝以半赞助、半购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