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清末新政
一新政的提出
在清末最后十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持其统治,自1901年开始,在政治、军事、教育、财政、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往有把1901-1905年的清政府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而不包括之后的“预备立宪”,但是,现在学界基本认同“清末新政”包括这两个相互关联并有其内在逻辑发展的阶段。
新政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的上谕,这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庚子政局回应的结果。
上谕道:“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换言之,治法尽可更张,而“体”不能易。三纲五常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核心,是万世不可改变之至上原则。这样的强调,说明清廷旨在不脱离出“中学为体”的轨道来进行改革。
不过,它还是比洋务运动进步: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这里提到学习西方的本源,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西政,但是将重点学习西学政而非西艺,却是明确的。
上谕最后写道:“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
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同年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重申变法之意。
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总理“新政”的机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8月20日,即两宫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廷变法的决心:
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它策。
这道上谕来之不易,正如上谕中所说,朝廷在“酿成大衅”之后,“痛自刻责”,决定实行新政。就是说新政是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反思的产物。同年11月,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在一篇题为《维新图说》的文章中,也就新政的来历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而写得相当精彩。文中说:“蓬蓬哉,郁郁哉!数月以来,维新云维新云之语,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但使稍有脑气筋者,苟上以‘守旧鬼’三字之徽号,度无不瞋目相视、齗齗然鼓舌以自辨其非。
呜呼,以视去年今日,何其异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谭嗣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禄、毓贤、启秀、徐承煜、赵舒翘、英年、德公使、日本书记生,与夫千数之自立会员、千数之义和团党、千数之外国传教士、中国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搀杂成一种不赀之价值而购得之者也。举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无益而非无益。呜呼,我欲为中国贺。”
梁启超用他习惯的夸张的笔调,描述了举国谈论新政的蓬勃而杂沓的景象,并正确地指出这种景象是各种不同势力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换来的。在他列举的16个有名有姓的流血者和成千成万无名无姓的流血者中,大体有四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谭嗣同等维新派,在梁启超的概念中,这个维新派也包括光绪皇帝,他们要求实行比较大的改革,以使中国比较快地变成一个近代强国;一种是毓贤等封建顽固派,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满,也看不惯侵略者所带来的西方文明,他们想排斥这一切,从而恢复大清帝国往昔的盛世景象;
一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同外国侵略者做拼死搏斗,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和愿望──维护民族独立,但是他们又没能摸到历史发展的脉膊,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是恢复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因此他们很不幸地一度成为封建顽固派的工具;一种是德国公使所代表的外国侵略势力,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永远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梁启超这里没有讲到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政治力量,即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是因为这一派当时还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