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谌容的《人到中年》
谌容具有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她常站在历史的边缘,回眸审视、翻检过去的岁月,她看到了普通人在政治风浪中颠簸的命运,于是开始理智地思索那段历史带给人的教训。“从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来提出人们关注的某一社会问题,是她经常使用的构思方法。”[ 1]谌容总是追求在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上更多地表现社会,从而更加尖锐地揭露和剖析社会问题,因此这一时期她的作品大多是“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历史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的面貌的作品”[2]。在谌容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社会各个方面问题的真实反映与深刻剖析。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处境、待遇的社会问题；有关于农村基层干部的“左”倾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的社会问题；有关于爱情、婚姻的社会问题；关于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谌容通过极具个性的叙述角度、描述手法,希望能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并加以解决。新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迫切需要，必须大量投入科技人才。但是由于存在知识分子的断代问题，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承受几代人的工作压力。在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地位却迟迟没有得到改变。中年知识分子问题激起了谌容的创作欲望。在《人到中年》里,她塑造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在社会、工作、家庭的多重负担下, 长期超负荷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知识分子内心充满矛盾：他们一方面非常热爱祖国，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来建设祖国；另一方面,国家却无法给予他们较好的生活、科研环境，他们只好无奈地在床铺上进行科学论文写作，这样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并非绝对是决定其创作取向的根本因素,但却必然会对其创作取向、其创作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谌容之所以始终热情地、密切地关注现实,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并一直在反映广博而又繁复的现实生活的创作道路上迈步,着力塑造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与她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由于长期身处“文革”的大环境,饱尝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人生的孤独及生活的艰辛,谌容走上创作道路后一直能够毫不畏缩地直面现实残酷的人生,而且对于现实生活的重压和严酷显得特别敏感。其创作在直面现实人生时往往忍不住的加入一些悲剧人生意识,致使悲剧色调成为渗透其小说创作的基本色调之一。同时,作为建国初新中国所培养出一代知识分子的一员,谌容的思想意识中深植着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情结,即对政治生活的强烈的参与意识与批判意识。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这一情结的驱动影响下,她的创作面向女性自身,面向知识分子，面向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写出了许多具有较大社会反响较大的作品。 
谌容的小说善于捕捉社会热点问题,反映真实的社会心态。因此,她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人到中年》透过人们熟悉的生活表象,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美好渴望,对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进行了热情讴歌。但是更多的是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小说里的关于知识分子付出和回报的强烈对比描写,让读者清醒地意识到,要想让社会主义更好地发展,我们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这一中坚力量加以重视。在“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不被关注,甚至遭到残酷迫害，地位非常低下。他们不是像眼科专家孙逸民那样住“牛棚”、扫院子,就是像科研工作者傅家杰那样被赶出实验室,以致荒废青春,大好知识无用武之地。粉碎“四人帮”之后,知识分子才在政治上、精神上得到解放,他们的处境地位有所改善,但是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似乎没有一点儿改善和提高,比如眼科大夫陆文婷就仍处在地位卑下的境地,并且长期艰苦的工作,最后差点因心肌梗塞而死去。这么一个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女人，甚至工作到累倒下的地步，她的生活地位却没有多少变化，每天努力的工作，为了病人无怨无悔，为医院作了许多贡献，但就是因为她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遭受了秦波这种官僚太太的侮辱。这不知是她的悲哀还是这个国家时代的悲哀。小说明确提出了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一个普遍社会问题就是“中年问题”[5] ，批评了残留的极左思潮对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坚强平静外表下深藏的尴尬心境。而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作品用严峻的事实发出真诚的呼声：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注知识分子的呼声,呼吁社会对知识分子多一点关心和帮助。
谌容擅于写知识分子,但她笔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一般不着力于苦难的展示和历史的反思,而主要着眼于现实,她常常从知识分子的命运处境中凸显出许多现实性很强的社会问题。《人到中年》即从陆文婷等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突出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人到中年》对我国特定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的揭示无疑是深刻有力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人公陆文婷的生存处境是相当令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