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五四”后的翻译家

——季羡林
国学大师季羡林
1911年8月6日在山东临清出生,字希逋又字齐奘
6岁时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
12岁,考入正宜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国外文学产生兴趣
1930年,也就是19岁的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1935年9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读研究生,开启了学术研究的重要阶段
季羡林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学者,而且是大翻译家。他不仅精通英文、德文、法文等现代外文,而且掌握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他既有丰富的译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古代中外历史和文化关系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又在长期翻译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独到而精辟的翻译理论和观点。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冈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同内外罕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特别是佛教梵文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主要翻译理论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一)“文化中心转移”论
(二)“模糊艺术”论; 
(三)“神韵”新解;
“翻泽即生态平衡”
“翻译即文本移植”
“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核心理念
“信达雅”三字标准
对于洋洋大观的中外翻译理论和学说,季羡林自称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季羡林,2007:21)。他对各种西方翻译理论有兴趣,但又不盲目附庸崇拜。“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理论蜂拥而至,……有一些理论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细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同上)。季羡林在对西方某些深奥却非实用的翻译理论表示怀疑和批评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翻译标准主张。他赞成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

中国翻译史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季羡林在与许国璋合写的《翻译》这篇文章里,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翻译史进行了一番简要的梳理后得出结论:“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季羡林,2007:6)。而且,季羡林在他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也是奉行这一原则的。文革期间,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他主张直译原则,那么原文体裁是诗体,就必须忠实于原文,“以诗译诗”,不能译成散文。虽然解决了大的翻译原则问题,但是真要动手做起来其中困难不难想见。比如用什么样的诗体来对应《罗摩衍那》的输洛迦体(意译为颂,每颂2行,每行16个音节),季羡林可谓是用心良苦。“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同上:78)。可见他译《罗摩衍那》的主要原则有三,一是“把原文的分两行写的三十二个音节的输洛迦译为四行”;二是“要押韵”,三是“每句长短相差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