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二讲中国文化发展的社会背景
一、意会体悟的直觉性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大约经历了「主客浑然一体」、「主客体两相对立」、「主客体辩证统一」等几个阶段。巫史时期,人类的认识处在主客体浑然不分的状态,在「万物有灵」的自发宗教意识中,人与自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被动地接受自然力量的主宰,既不能认识自然,也不能认识自已,更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时的人的思维属于直觉行动思维,即一种在直接觉察具体事物时进行的心理活动,其可以「就事论事」,对事物进行直接了解或认知,却无法计划行动,也无法预知后果。
当人类开始懂得将自我同外界事物区别开来时,人类的自我意识随之诞生。在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逐渐摆脱「主客浑然不分」的朦胧状态,进入自觉认识世界的先觉时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确立起来。
伴随哲学的产生,人类开始具有对事物本性追根溯源、以无限性为特征的哲学思维,以后伴随生产活动中观察实验材料的积累和经验性思维的完善,人类又具有了可判定性的、有限性的科学思维。只是由于科学在产生之初仍然是以经验和观察活动为主,因此,那时的科学思维是与哲学思维合二为一的,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带有古代思维的特点:
其一,对世界的认识仍然以直觉为主,是一种直觉思维。直觉本属于对事物的一种比较笼统、不精确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来自过去经验、知识的积累和重组,也来自自己所受过的思维训练。但是,由于有早期的哲学和科学思维作为基础,这时的人类开始具有系统领悟能力,直觉的层次得以提高,能有意识而自觉地体会领悟外部世界的生灭变化,并试图以此去推论世界的本原。只是受当时语言发展的限制和对本质性事物缺乏精确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领悟有时便只能是直接的、臆测的,或是建立在观察、体验和实际经验基础之上。
其二,由于直觉思维长于将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直接纳入人的经验,而不是进行部分的分析,因此,对事物的认识往往带有概括性,但同时也带上了模糊性,缺乏严密而系统的论证。
其三,思维的模糊性和素朴性促使人们用概括的语言笼统地、直接地说出格言式的定律或定则,然而,概括出的往往是既具体又抽象的一般性结论。如中国和欧洲都曾经以物质元素来解释自然界的最终基质问题,中国有「五行」元素说,古希腊有「水本原」论(泰勒斯-Thales)、「火本原」论(赫拉克利特-Heraclitos),但这些元素的本质又是什么?则语焉不详。
无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几乎同时代的中国先秦社会,思维的方式都有如此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只是到了后来,中西的思维方式才开始出现差异。
秦汉以后,随着国家组织化日益严密和「家国同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致思趋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视线开始从先秦百家争鸣时的多种形态收缩,孤高地流连于道德领域。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合二为一的结构随之向前者倾斜,即使是在科学思维范围内,发展的重心也有了偏向,与哲学思维相关的辩证性特别发达,却忽视了另外的分析性和创造性部分。
宋代是中国技术科学兴起的时期,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相继被发明,医药、农技、航海、造船、建筑、工艺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势必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宋明理学比魏晋玄学更具鲜明浓厚的系统思维特性这一点来看,科学思维的辩证性已经得到长足进步,分析型逻辑领域里也一度出现新的突破。如北宋理学家邵雍以象数解《易》,以此作为他的宇宙发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