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秀木何堪风无情
1981年,《九叶集》出版很快,唐湜先生即给我送来了王辛笛先生的题赠本,同时还未卜先知地提醒我说:集子中的那个穆旦,就是搞翻译的查良铮! 我哦了一声。确实,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而言,解放前的诗,既是极难读到,也是不敢读的,而不敢读的原因,当然是怕“犯错误”。因此,要不是唐先生的这一提醒,我还真不知道穆旦是何许人也!但要说穆旦就是查良铮,或说查良铮就是穆旦,那《九叶集》中的九位诗人,我最陌生的和最熟悉的也全部就是这位穆旦先生了。
我读过不少查良铮的译作,诸如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拜伦的《拜伦抒情诗选》、《唐璜》,《雪莱诗选》,《济慈诗选》,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平明版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还是萧珊先生的女儿李小林送给我的。
“九叶派”的诗风,总体婉约清丽,相比之下,穆旦却显得有点另类,她的笔触经常包括时政,像是她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愤青”。比如她1945年写的《旗》,竟然出现“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这么有着“阶级性”的批判性言辞,以致我甚至猜测这是否是她解放后添加的。而在《葬歌》中,她把自己喻成是一只“飞出长长的阴暗甬道”的鸟,说在“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的时代,她唱的“只有自己的葬歌”,因为她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因此她央求“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当初已是提倡“创作自由”的年代,因此我以为穆旦的这些诗,写得极是刻意,就像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所写的一样,无非是一个言不由衷的“迎合”之作。
一次,辛笛先生夫妇来杭州,我向她谈及了我的这一想法。辛笛不无苦涩地一笑,说,我们这群人全部是有点“左倾”的,穆旦尤其如此;她在美国留课时的部分言论,还使很多人认为她是“共党”呢!因此,穆旦的《葬歌》虽是“合时”之作,其所表示的情绪,却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绝对出于真诚的——当初,我们谁不在努力改造自己?谁不想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时代的一员?也正因如此,因此当《葬歌》遭到批判,说它是在宣扬“没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时,穆旦就The mood is very low,且今后不再写诗了……
我无语。这类一不妥心就犯错误,不得不到处设防、步步当心的境况,我们这一代也深有体会。有位同辈诗人曾有过这么的自我嘲侃,她说:我们因此写不出好诗,那是我们当初的脑袋,二分之一装着保险丝,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四分之一装着柴米油盐,为了艰苦生活;只剩下的四分之一投入创作,你说谁还能写得出好诗来?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比穆旦们幸运多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倡解放思想,提倡创作自由,我们还正当年轻。而应该感恩的是,穆旦专事翻译而放弃写诗,对她或许是一个无奈,对我们却是一大奉献——要不是她,我们又怎能在那些年代就读到那么多的外国诗呢!
也是凑巧,就在着手xx这一期介绍诗人穆旦的《文史我鉴》之时,我读到著名作家钟高渊兄的一则微博,颇有感慨。
钟兄说, 20多年以前,王安忆来杭,和我聊天,说到她成名初始的感受,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当有些人开始关注你,妒忌你,甚至恶语咒你时,说明你成功了!只要自己正确对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安忆这番感慨,确是由衷之言,颇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