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秀木何堪风无情
1981年，《九叶集》出版很快，唐湜先生即给我送来了王辛笛先生的题赠本，同时还未卜先知地提醒我说：集子中的那个穆旦，就是搞翻译的查良铮！ 我哦了一声。确实，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而言，解放前的诗，既是极难读到，也是不敢读的，而不敢读的原因，当然是怕“犯错误”。因此，要不是唐先生的这一提醒，我还真不知道穆旦是何许人也！但要说穆旦就是查良铮，或说查良铮就是穆旦，那《九叶集》中的九位诗人，我最陌生的和最熟悉的也全部就是这位穆旦先生了。
我读过不少查良铮的译作，诸如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集》，拜伦的《拜伦抒情诗选》、《唐璜》，《雪莱诗选》，《济慈诗选》，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平明版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加甫利颂》，还是萧珊先生的女儿李小林送给我的。
“九叶派”的诗风，总体婉约清丽，相比之下，穆旦却显得有点另类，她的笔触经常包括时政，像是她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愤青”。比如她1945年写的《旗》，竟然出现“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解释”这么有着“阶级性”的批判性言辞，以致我甚至猜测这是否是她解放后添加的。而在《葬歌》中，她把自己喻成是一只“飞出长长的阴暗甬道”的鸟，说在“不知写出了多少篇英雄史诗”的时代，她唱的“只有自己的葬歌”，因为她是“一个旧的知识分子”，因此她央求“同志们，请帮助我变为生活”……
当初已是提倡“创作自由”的年代，因此我以为穆旦的这些诗，写得极是刻意，就像我们这些人在“文革”中所写的一样，无非是一个言不由衷的“迎合”之作。
一次，辛笛先生夫妇来杭州，我向她谈及了我的这一想法。辛笛不无苦涩地一笑，说，我们这群人全部是有点“左倾”的，穆旦尤其如此；她在美国留课时的部分言论，还使很多人认为她是“共党”呢！因此，穆旦的《葬歌》虽是“合时”之作，其所表示的情绪，却不是言不由衷，而是绝对出于真诚的——当初，我们谁不在努力改造自己？谁不想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新时代的一员？也正因如此，因此当《葬歌》遭到批判，说它是在宣扬“没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时，穆旦就The mood is very low，且今后不再写诗了……
我无语。这类一不妥心就犯错误，不得不到处设防、步步当心的境况，我们这一代也深有体会。有位同辈诗人曾有过这么的自我嘲侃，她说：我们因此写不出好诗，那是我们当初的脑袋，二分之一装着保险丝，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四分之一装着柴米油盐，为了艰苦生活；只剩下的四分之一投入创作，你说谁还能写得出好诗来？
话虽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比穆旦们幸运多了！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提倡解放思想，提倡创作自由，我们还正当年轻。而应该感恩的是，穆旦专事翻译而放弃写诗，对她或许是一个无奈，对我们却是一大奉献——要不是她，我们又怎能在那些年代就读到那么多的外国诗呢！
也是凑巧，就在着手xx这一期介绍诗人穆旦的《文史我鉴》之时，我读到著名作家钟高渊兄的一则微博，颇有感慨。
钟兄说， 20多年以前，王安忆来杭，和我聊天，说到她成名初始的感受，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当有些人开始关注你，妒忌你，甚至恶语咒你时，说明你成功了！只要自己正确对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安忆这番感慨，确是由衷之言，颇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