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清初江南文坛风尚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江南的地域概念在历史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富伸缩性。本文所探讨的清初的江南,按照顺治二年(1645) 的辖区划分,包括今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58) ,江南省设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江宁,领有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右布政使驻苏州,领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五府。[1] 才子佳人小说,在清顺治初年到康熙初年的江南地域比较盛行;出版大量才子佳人小说的素政堂书坊,是姑苏的书坊。据大塚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统计材料显示,素政堂出现与鼎盛的时间正在顺、康之际,它先后出版了《玉娇梨》、《平山冷燕》、《两交婚》、《飞花咏》、《赛红丝》、《定情人》、《画图缘》、《麟儿报》及《玉支矶》等重要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小说在素政堂出版后,由于比较畅销,还被当地其它书坊一再翻刻。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的合刻本在姑苏拥万堂、宝仁堂等书坊翻印,《两交婚》又被苏州的扫叶山房翻印。其它才子佳人小说也多为江南地域书坊刊刻,如《吴江雪》为苏州赤绿山房刊刻,等等。当时创作才子佳人小说的作家除天花藏主人外,还有烟水散人、吴中佩蘅子、古吴素庵主人、青心才人及鶡冠史者等一批人,都为江南地域的作家。一清初江南文坛具有注力于探讨作品艺术技巧的风气。这种风气之所以盛行,又跟八股时文的写作和评点风气相承应。明清时期,江南一带时文选本出版业十分繁盛,有研究者指出:“江南选家之多,选择之精,坊间翻刻之快,流布之广,成为时文大本营。顾炎武感慨地说:‘至一科旁稿之刻,有数百部,皆出于苏杭。而中原北方之贾人,市买以去。’”[2] 这种对八股时文的热衷,理所当然地导致了江南地域八股理论的细密与兴盛。周作人在《看石集论八股文》中说:“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周氏的概括精炼到位。八股文及其理论的兴盛,使明清文学批评尤其是江南地域的文学批评对艺术作品的结构乃至字句篇章之技法理论空前重视。[3] 就诗歌体裁而言,八股文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例如八股文最讲起承转合、绳墨布置之法,这与诗歌创作有相同相通之处。金圣叹曾明确宣称:“诗与文虽是两样体,却是一样法。一样法者,起承转合也。除起承转合, 更无文法;除起承转合,亦更无诗法也。”[4] 既然八股文文法与诗法是一样的,那么,在大力研究八股文文法的同时,诗法也自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诗人王士禛之所以成名,就与时人重视诗歌的技法有关。顺治十七年,王士禛赴任扬州府推官时,他早在三年前创作的《秋柳诗》组诗就已在大江南北广泛传播,唱和的作品也愈益增多,像冒襄、顾炎武、朱彝尊等人都有和诗,唱和的甚至有闺秀,多达百数十家。这些唱和者中,大量是江南士人以及一些江南闺秀。王士禛在当时诗坛上的声誉,大概就由这组诗奠定了下来。到扬州之后, 他的红桥词又被当地文坛名流大量唱和,从而确立了他在清初词坛的地位。[5] 就其开创的神韵派来看,极为关注的是诗歌本身艺术技巧的探讨与表现;而让他登上诗坛的成名作《秋柳诗》,也并非因为题材的新颖,而是诗歌选用的单词所表现出的语言上的魅力:“此诗的语言没有打破古典的气氛而又有新鲜感。”[6](P346) 更为重要的是音调的新鲜感:“不限于《秋柳》诗,山人一般的诗亦不追求题材的新奇。即使使用古老的题材,也能使其语言波动显得新颖。”[6](P349) 一首在题材上并不新颖,而是在艺术技巧上特别新鲜的诗歌受到人们的巨大推崇,促成了一个青年诗人的巨大成功;一个并非开拓型却深谙诗歌表现技巧的诗人在清初文坛享有崇高声誉,足见当时人们对文本艺术技巧的热衷。再看明清戏曲理论与八股制义的密切关系。胡适在中华书局排印本《缀白裘》序文中说:“传奇都是八股文人用八股文体做的。”[7]( 卷8P444) 话虽激烈,却也是实情。清初著名戏曲家李渔在论戏曲理论时,总是把戏曲理论与时文理论作比较。比如在《闲情偶寄词曲部》中,他专门标出“结构第一”,并说:“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8](P8) 围绕结构,李渔提出著名的“立主脑”说: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8](P8) 李渔对于戏曲主脑的理论,归结一处,终究还是在探讨戏曲作品中情节的设置以及情节的安排,亦即戏曲的结构,绕来绕去就是八股文的做法和腔调。更有甚者,李渔对于戏曲创作的批评直接以时文作比:“予谓词曲中开场一折,即古文之冒头,时文之破题,务使开门见山,不当借帽覆顶,即将本传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与后所说家门一词,相为表里。前是暗说,后是明说,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