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44年冬天下午的一次谋杀春天的一次谋杀心二
实际上，那个寒假我一直在写一个名叫李降的考查汇报，这是我八年教书生活中唯一花功夫去做且自己比较感爱好的事。但没想到的是，我在写作中碰到的问题远远超出我当初的预料，几次放下和中止，使我好长时间全部不能摆脱出来。李降从被捕到死亡不到三天三夜，围绕李降的死产生的问题却像藤蔓一样纠缠不清。西村尚还健在的老人对李降怎样被捕之事众说纷纭。我的这篇考查汇报只能残留在我的时而清楚时而模糊的记忆中，直到今天还没能顺利完稿。在今年过年的间隙，我把稿子的大约说给当初还是小孩的父亲听，父亲直摇头，说这篇文章的显著纰漏最起码有五处，而最关键的是李降为何在逃脱以后再次落入日本人之手，显著和事实不符。父亲说，这篇东西写得很臭。
　　要么你当成废纸，要么你重新核实再写。
　　父亲的话和围绕着李降展开的关键人物之――西村尚健在的目击者孙有财，即我的远房姑丈公说法出入极大。
　　那个下午在现在看来是再也一般不过了，全部听说过此事的人基础上全部是这么定调的。为了尊重事实，在文中我就采取这么方法的叙述。这一点我的父亲也认同。假如我爷爷在世的话，我想我的写作会顺利得多，她被西村人公认为乡村的史官。至于另一个关键角色――孙有财，我一下子还说不出什么。她往往在关键时刻缄默不语，或前后矛盾，最终干脆不说，我说什么她全部说记不得了，记不得了。
　　1944年的西村，在我看来和现在已成为废墟的南头山大致相同，只不过当初人更多，船更多。我查了一下县志，在D城的日本兵一共有8人(也有些人说是9人，这和本文没有多少关系)，我边写边骂小日本，对大家普遍赞誉有加的张玉部队嗤之以鼻，当我把这串数字报给我的学生听时，我的学生一样用不屑一顾的神情给予否定。
　　野鸡部队和正规部队毕竟区分很大。我的学生可爱的把当年活跃在西村的张玉部队唤为野鸡。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学生嘛。
　　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李降发生的事就是在D城的一个小渔村里。我几乎找遍了D城可资参考的资料，对于李降只字不提。经过我重复查找，在D城一个主要人物张玉的目录下寻到了所谓的部分痕迹。县志上讲，她是浙南支队的一号人物。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中期一直和困守着D城的日本小分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她的关键功劳里有一句话是除掉了***。
　　这个***是不是李降?
　　我在这本县志的这一句上重重地用铅笔戳了一下，历史到底是谁叙说的?假如我能证实这个***是李降或这个***不是李降，那么我将带上这最新的发觉出现在下届的县志修正会上，我要拿最新的发觉问那些研究县史的人。
　　她们怎么能对这么一个细节熟视无睹呢?
　　这个寒假对于我来说相当折磨人，正确地说是已死几十年的李降干扰了我正常的生活。这一折腾，使我临时对自己的处境和个人问题注意度下降了不少。当初我29岁了，离古人说的三十而立一年还不到。我不但没有立，连立的资格全部没有，女好友一次次地黄了，工作八年了，年年打汇报，年年没有着落。八年。想到八年我暗自笑了，这轻易想到八年抗战这个词。李降这个人的出现和抗日有实实在在的关系。我不能说是当初无聊状态的一个最好也最有意义的解脱方法。但我能说，一进入李降这个人物，我发觉自己已不能愉快地拔出脚来。那个冬天我安心地在寝室里住了下来，西村的人看见我总问。咋了，放假了也不回去?
　　我没有回复，假如我说我在写一个名叫李降的考查汇报，她们一定会笑我，真是无事可做，瞎折腾。
　　她们会说，李降这个人有啥可写。
　　我的想法和她们不一样，人和人全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存在和消失总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
　　现在，我把已经成稿的一部分简明概括以下：
　　1944年的那个冬天，李降在南头山村笃定安详地搓麻将。李降那时的真实身份是日军小分队驻D城的翻译。据我父亲的回想，李降的爹是西村少有的多个富人之一(奇怪我父亲为何不说是地主之一，莫非是她老年纪大了对这段历史有所疏忽?)。父亲说，李降的爹是该船的(注是有船的意思，这么写是我想尽可能保持考证的真实性，况且用其它的词来替代终究有点生硬，方言最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生性)。父亲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常常说起李降的爹。父亲说，将心比心讲，阿善伯人真是不错，我当初刚好15岁，人船。他人全部看不起我家，不要我，但家里五六个人等吃。你奶奶是东托西求，阿善伯看到我家这么苦，就对你奶奶说，阿婶，要是你放心，就让这小孩到我的船来撑好了。
　　十五岁啊。父亲常常用这句话作为她说话的由头，不论是教育也好，不论是扯闲篇也好。她用这句话仿佛是诗经上赋比兴的开头。带上一句，就是预示着一段不一样平常的历史。父亲以此来区分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不一样。
　　15岁那年，父亲就在李降爹的手下当了一名伙计。有关其中的甘苦我不想具体表述，父亲总体的评价是李降的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