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乾嘉学派和袁枚的诗学观念|袁枚的诗
长久以来，对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政治的角度来挖掘其诗学内涵，这即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性灵诗学的所指。但不少看法依然值得商榷。从现在的资料看，袁枚和当初社会政治的联络没那么显著，在她的周围，汉学家不少。尤其是袁枚和孙星衍有关考据和文学的争论发生后，孙星衍将争论的文章遍送京师学人，使得汉学家们对文学的讨伐力度加重，而这对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诗学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尚无人论及。其实，袁枚在乾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她才识过人，既对以考据为主的汉学不满，又厌恶程朱理学，既以考据的方法对六经寻根问底，又给六经注入了新的血液。在和乾嘉主流学术的论辩中，她的诗学观念独树一帜，文学观念出现了脱离经学的端倪。
一、考据和文学关系之担心
袁枚关键活动时期正是考据学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考据学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随园诗话卷二云：“近今风气，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写字，便究心于说文、凡将，而束欧、褚、钟、王于高阁；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颖达，而不识欧、苏、韩、柳为何人。间有习字作诗者，诗必读苏，字必学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诗和字之源流。皆因郑、马之学多糟粕，省费精神，苏、米之笔多放纵，可免拘束故也。”考据成了时代的风尚，也是士子们求取功名的路径。“乾隆中，大兴朱氏以许郑之学为天下倡，于是士之欲致身通显者，非汉学不足见重于世。”从事考据含有极大的号召力，汉学大师们也以培植后学为乐事。当初声望极高的汉学家惠栋两次致信袁枚，劝她加入考据的阵营，惠栋说，“士之制行，非经不可。疑经非圣无法”；“说经贵心得，不以沿袭为工”，而文章不过末技。她箴规袁枚不要“舍本而逐末”。袁枚不但没有听从惠栋的劝说，而且进行了反驳，这是袁枚对考据的最早直接回应。在回信中，她认为六经的本质在于德行，而不在于考据，“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经者?要在明其大义，而不以琐屑为功。即如说关雎。鄙意认为主孔子哀乐之旨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后妃作，宫人作，毕公作，刺康王所作。说‘明堂’，鄙意认为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说经者必争为即清庙，即灵台，必九室，必四空，必清阳而玉叶。问其由来，谁是秉关雎之笔而执明堂之斤者乎?其它说经，大率类此。最甚者。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徐遵明误康成八寸策为八十宗，曲说不已。一哄之市，是非麻起。烦称博引，自贤自信，而卒之古人终不复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寻鬼神搏虚而已。仆方怪天生此迂缪之才，后先�沓，扰扰何休，敢再拾其沈而以吾附益之乎?”考据琐屑于字词问，争一字词之真伪而失却了作品的整体义韵，这让推许性灵诗学的袁枚甚为反感，袁枚甚至还溯本追源，将最早称六经的庄周、戴圣的低劣人品托出，否定了六经的神圣意义，这无疑是釜底抽薪，给考据以致命一击。“三代上无‘经’字，汉武帝和东方朔引论语称‘传’不称‘经’，成帝和翟方进引孝经称‘传’不称‘经’。六经之名，始于庄周；经解之名，始于戴圣。庄周，异端也；戴圣，赃吏也。其命名未可为据矣。”
乾嘉时期，门户观念很重，不论是文学还是考据，莫不以门户广大为乐事。袁枚交游极广，乐于奖掖后学，身边的不少有文学才华的人纷纷加入汉学家的队伍，这让她痛心不己，更引发她对考据的不满。黄仲则表现出诗人的才华，以后却为考据所吸引，欲束诗高阁。袁枚再答黄生批评说：“近日海内考据之学，如云而起。足下弃平日之诗文，而从事于此，其果中心所好之耶?抑亦为习气所移，震于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子之对文未造古人境界，而中途弃之，岂不可惜?且考据之功，非书不可，子贫士也，势不能购尽天下之书，倘有所得，必为辽东之豕，纵有一希瓦之借，所谓贩鼠卖蛙，难以成家者也。”袁枚的努力最终让这位时人推崇的诗人继续在诗的国度里耕耘。被袁枚目为“奇才”的孙星衍少有诗才，年长后却从事考据，袁枚为挽留她做了很多工作，袁枚认为：“圣作为考据，明述为著作”；“形上谓之道，著作是也；形下谓之器，考据是也”；而且“列代考据如林，无须从而附益之”。当初孙星衍正对考据满怀热情，她在答袁简斋前辈书针锋相对，抬高考据，贬低辞章。她还将两人的书信一并收入自己的问字堂集，书成后遍寄京师名流。该书王鸣盛作序，汉学名流钱大昕、江声、张祥云、朱硅、阮元皆有题词。一时间，考据和辞章的争论遍布整个学术界。这个争论一直延续到袁枚的晚年。
日前劝足下弃考据者，总为以前奉赠奇才二字横据于胸中，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竞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盖昼长则夜短，天且不能兼也，而况于人乎?故敢陈其穴管。足下既不认为然，则语之而不知舍之可也。又何须费足下援儒入墨之心，必欲拉八十翁披腻颜恰，抱左传逐康成车后哉?
今以后仆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视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之前之知己待仆可也。如再有一字争考据者，请罚清酒三升，飞递于三千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