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从“走两条路”到“走一条路”|梦见两条路我走一条路
1950年5月，丁玲借陕北风光修订再版之机，对自己的思想道路作了回顾，认识到自己“过去走的那一条路可能达成两个目标：一个是革命，是社会主义，还有另一个，是个人主义”；“但到陕北以后，就不能走两条路了。只能走一条路，而且只有一个目标。即使是英雄主义，也只是集体的英雄主义，是打倒了个人英雄主义以后的英雄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并置，使作于华北时期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意蕴结构。真正在小说创作中谨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只走一条路”，是从她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开始的。
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年9月初版)的意蕴结构相当复杂：首先，她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从题材的选择、专题的提取到人物的设定，全部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其次，她则经过对农民精神痼疾的深刻批判、经过对地主形象和“边缘人”顾涌形象的真实描写，依然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思想和人文精神。
丁玲创作这部作品是有其强烈的政治动机的。她曾经说过，她计划写这部小说时，“当初的期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同时还像一个村子，有那么一群活动的人，而人物不太概念化就行了”。这里她所说的“写土改过程”，并不意味着作品只是对土改经过的“客观化”统计。恰恰相反，它凝聚着丁玲浓郁的主观化的政治情结。她是把这部小说的写作视为一个政治行为，把它看作是“在毛主席的教导、在党和人民的指导下，在革命依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点小结果”，“是为她(指毛主席――引者)写的”，要“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她所说的“还像一个村子”、“人物不太概念化”，也恰好透露出了这么的一个信息：即她的写作冲动并非来自自己对客观生活的体验，而是为了表现某种先行的“概念”――所谓“村子”和“人物”，只是她表示“概念”的工具和载体而已。丁玲以后也坦言：“要写一个什么，开始要有一个专题思想，要没有一个专题作为创作的指导和范围的话，那么宽广的生活，你到底要写什么呢?”那么，贯穿这部作品的先行的“概念”(即“开始要有”的“一个专题思想”)，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要讴歌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和农村在土改斗争中的改变(即她所说的“写农民和农村的改变”)。作者既先行确定了这么一个政治化的专题，在创作过程中，它作为一个先验图式，必定要反过来对作者产生制约。于是，我们看到，在阜平开始创作之前，为了“不犯错误”(亦即为了契合这一先验图式)，丁玲“重复去，重复来，又读了些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材料，我对于我的人物选择得更严格些”。这么，作者从材料的剪裁、情节的安排到人物的设定，就全部不能不受到这一专题的影响(或换句话说，是“土改的思想意义”决定了作品的“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它们的因果关系”)；而经过如此剪裁的材料、如此安排的情节和如此选择的人物，也就自然成了对这一政治化专题的图解和证实。
创作动机的政治化和创作过程的政治化，使这部作品表现出了作者“在‘党的政策观念’上的高度自觉”，即：“不但要用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分析一切，而且要把党的意识形态化为自己的艺术思维，成为文学创作的有机组成”。作者以意识形态化的艺术思维，经过描写暖水屯土改斗争从“发动”、“诉苦”、“决战”到“翻身”的过程。形象地说明了“一个多月当中换了一个天地”(第58节“小结”)靠的就是以工作组和县委宣传部长章品所代表的党的领导和农民内在解放要求的结合。自作品问世以来，很多研究者全部注意到了它的这一特点。
应该认可，以“政治式写作”来“传达意识形态的说教”确实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个鲜明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特征就是其意识倾向和思想意蕴的全部。实际上，丁玲在接收意识形态规训、传达历史理性的同时，依然以个人化的思索给作品灌注了尊重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的人文精神。作品也所以撇置了对单一历史视点的强调，表现出了作者的“个人主义”思想。
首先，这种人文精神表现在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五四”改造国民性传统，以“立人”为目标，对农民的精神痼疾展开了批判。关键包含：一、奴性人格和宿命观念。土地改革，对农民而言，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实现双重“翻身”的主要契机，不过，因为奴性人格和宿命观念的影响，她们或拜伏在命运面前而安于现实状况，灭失了改变自我命运的冲动，或把土改视为外在于自己的运动，而对之持旁观态度。即使在物质上翻身以后，她们在精神上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翻身，她们依然没有“明了自己是主人”，而仍然认为土改结果是他人“给”的、“送”的。二、狭隘自私的小农观念。对很多干部来说，她们参与土改，其直接动机大抵在实利方面，只不过是要像阿Q那样“拿一点东西”而已。如妇联会主任董桂花意识到，“现在又要闹起来了”，“这对她会是件好事”；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