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周作人周作人和李大钊的交情

　　　　周作人和李大钊这两个当代文化史上的名人，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治学方向、生活情趣、性格脾气、生命价值等很多方面，皆是大相径庭、截然不一样的，但因为她们一同供职于北京大学，在学术、文化活动中又有着很多接触和共识，并于一个时期成为共同斗争的伙伴，从而结成了深厚的友情。李大钊壮烈牺牲后，周作人不但著文愤怒斥责敌对势力那些恶意的挑拨性言论，而且极尽生前挚友之责，对李大钊的家庭和遗孤多方照料，甚至在“下水”附逆以后，她仍借其职务之便，力所能及地对李大钊遗属加以保护。她的种种善举，确实尽到了一个好友的职责。
　　一
　　周作人和李大钊认识于北大，在北大多年共事中结成了一直不渝的友情，成为同一条战线的战友。即使以后她们各自走上全然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周作人是1917年9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用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的实际上，这一年的4月她就在国史编纂处上班了，开始是讲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李大钊是1917年11月来到北大，1918年1月被蔡元培聘用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以后又兼任经济学教授。文科教授和图书馆主任之间，当然会有很多联络，而李大钊和周作人，又同是新青年和每七天评论的编者和作者，她们又会有很多接触，进而相熟、相交，就是很自然的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的坚冰至一节中，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她和李大钊相识相熟相交的过程：
　　我认识守常，是在北京大学，算来在一九一九年左右，即是五四的前后。其时北大红楼刚盖好，图书馆是在地窖内，但图书馆主任室设在第一层，在头靠南，我们去看她便在这间房里。那时我们在红楼上课，下课后有暇即去访她，为何呢？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之外，其余全部不轻易找，校长蔡孑民很忙，文科学长陈独秀也有她的公事，不好去麻烦她们，而且校长学长室全部在第二院，要隔一条街，也不便尤其跑去。在第一院即红楼的，只有图书主任，而且她又勤劳，在办公时间肯定在那里，因此找她最是适宜，还有一层，她顶没有架子，以为很可亲近，所谈的也只是些日常的闲话。
　　周作人和李大钊相识的情况和相交的原因，这里便交代得很清楚了。周作人是新青年和每七天评论的作者，她同编者李大钊相见的机会当是很多的。以后来，当李大钊组织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尤其是她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后，她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她们之间的友情。在坚冰至中，周作人继续写道：
　　我最初认识守常的时候，她正参与少年中国学会，还没有加入共产党，有一回是她给少年中国学会介绍，叫我去讲演过一次，因为少年中国里很多人，我没有一个相识。……到了她加入共产党，中国局势也渐形担心，我便渐少和她闲谈的机会，图书馆主任室里不大能够找到她了。那时的孔德学校，是蔡孑民及北大同人所创办，教法比较新奇，北大同事的子弟多在这里读书，守常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全部在内。那时我担任孔德高中的一年国文，守常的儿子就在我这班里，最初有时候还问她父亲安好，以后末了这多个月，连她儿子也多告假不来，其时已经很近危险了。不过通常还不知道，有一回我到北大去上课，有一个学生走来找我，说她已进了共产党，请我给她向李先生找点事办，想起来这个学生也实在太疏忽，到教员休息室来说这么的话，不过也想见到李葆华，叫她把这件事告诉她父亲知道，可是大约有30天，却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