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林斤澜林斤澜新论
林斤澜是一位老作家了，她和汪曾祺是同时代的人，也和汪曾祺一样专攻短篇小说，但显然没有后者的名气大。平心而论，林斤澜的小说确实不及汪曾祺的小说“好看”：和汪曾祺的平白如话又包含韵味的语言相比，林斤澜的语言很“涩”；和汪曾祺从容淡定的叙事节奏相比，林斤澜的小说很担心；而最显著的不一样是，汪曾祺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受戒，为久为政治所困的文学指明了一条“去政治化”的路径，林斤澜却直到1986年还在写不能忘怀“文革”的“十年十癔”，以后又加上了“续十癔”；在汪曾祺的旧梦中，多是有趣的人和事，是难忘而感人的人性和人情；而在林斤澜的历史记忆中，却多是被人性之恶操纵着的创伤性场景。不过在我看来，林斤澜的意义正表现她对历史创伤场景的痴迷般的叙述中，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斤澜不是对“文革”历史创伤表述得最多的一个因为她只写短篇，但却是用力最勤、表现频率最高、表示最为独特的一个，甚至包含她的“涩”和担心，在某种意义上全部可视为和表现历史创伤这一专题相关的症候。
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文坛上，“创伤”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词，“伤痕”和“反思”文课时期的小说总是建立在受伤的基础之上，这种受伤经常不但指向身体，也指向心灵和精神，不但指向个人，也指向群体，并最终指向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有论者指出：“对历史灾难的认知模式有两种，一个是‘客观发生’模式，另一个是‘文化构建’模式。前者认为，灾难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个客观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含有清楚可辨的反道德性质,这个本质的意义不许可作任何的道德粉饰。‘构建模式’认为，历史事件是一个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过去发生，灾难的‘邪恶’是一个由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一样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一样的动机和需要，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一样的阐释，构建出不一样的事件意义。”根据这种看法，“文革”以后众多的历史叙述，包含本文要论及的林斤澜的小说，显然全部采取了“客观发生”的模式。不过，就是在这些同一个模式的叙述中，林斤澜的小说显示出了本身的独特征：“十年十癔”和“续十癔”很集中地表现了个体的精神创伤；作者所采取的表示方法不是其它作家惯常使用的陈说，而是描写。而尤为主要的是，林斤澜对个体精神创伤的描绘包括到创伤的多种症候，最终使她的作品组成了创伤的症候学――这种症候学不但触及了创伤的精神深度，而且抵达了历史的深度。本文尝试着从解读文本中的创伤症候入手，展现林斤澜小说的意义。
延 迟
“延迟”在林斤澜的小说中有着丰富的含义。
它首先指的是她的历史创伤叙述的不合时尚。实际上，在“伤痕”和“反思”文课时期，在众口一词的创伤叙述中，林斤澜并不是很突出的一位，直到1981年，她才有一篇较有分量的作品头像问世。八十年代的文坛风云际会，文学在多种力量的裹挟之下，频频更换旗号。等到八十年代中期，首先寻根文学正值壮年，其次先锋文学已然萌发，“文革”创伤早已不再流行于文坛。而林斤澜却在1986年，在“十年‘文革’十年后”，面对着“今天要好玩，明天要过瘾。昨天已经过去”的现实，“还没有从梦的阴影里走出来。”甚至在又一个十年以后，她也依然处于这“阴影”之中。“十年十癔”和“续十癔”无疑是一个“延迟”的或“后发”的写作。
不过，“延迟”性本身就是“创伤”的一个主要症候。很多创伤理论家全部指出了创伤体验的滞后性，创伤在本质上就是事件游离于通常的经验之外，不能被有效地整合和了解，造成了个体或集体的经验断裂。对个人而言，创伤对个体心理的深重打击使得个体不能或不愿面对它，从而形成了创伤的延迟发作。“对压力情境的立刻反应通常被描述为震惊状态：一个身体和精神上的短路现象……在认知上通常需要花部分时间才能够掌握到新的现实而且让它的后果‘刻骨铭心’。”对集体而言，事件的创伤性质实际上经常是事后建构的，它需要结合多种必须的条件才能形成，延迟性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和以后的“续十癔”在写作时间上的滞后，本身就是创伤体验延迟性的一个外在表征。
创伤体验的延迟性更为深刻地表现在林斤澜的作品之内。在她的笔下，历史创伤经常在多年以后乍现，在迟来的时刻，多年来被压抑的历史事件忽然显露真容，打坏了生活的光滑的表面。在“十年十癔之一”的哆嗦中，麻副局长一生经历了枪林弹雨，在被红卫兵揪斗、殴打时依然不乱方寸，不过当她写的大字报上的“万寿无疆”被人涂改成“无寿无疆”时，尽管显著地看出了涂改的痕迹，她却依然无法控制地哆嗦成一团，完全丧失了任何反驳或反抗的能力。个体的瓦解不但仅源于那个年代的思想背景，更是因为多年前的往事――“突然，有件事情跳了出来，这件事情搁在心里多年了，日常也想不出来，到这节骨眼上，跟鬼似的闪出来了。”这段话极为准确地表现出了历史事件的创伤性质：不能被有效整合的创伤事件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