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汉族文化论金代中期的文化生态及其对汉族士人人生价值观的影响
内容提要：历史上每逢盛世，总会激发文人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金代中期，即世宗、章宗两朝，为金代的全盛时期。南北讲和，社会安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趋于繁荣。值得注意的是，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儒家入世传统，并未成为这一时期汉族士人的人生选择。女真政权实施的民族歧视政策，压缩了汉族士人的仕途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她们的儒家入世思想。同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为汉族文人提供了多元的人生选择，使汉族士人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变为内在道德心性的修养，并在金代中期诗坛上形成自适隐逸的创作风气。
关键词：女真政权文化形态全真教道德观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硕士)，山西大同大学
世宗大定朝至章宗明昌年间，南北讲和，社会安定，经济深入发展，文化也趋于繁荣，一直到章宗执政的早期，金代社会达成全盛。到了章宗承安、泰和间，“风俗侈靡，纪纲大坏，世宗之业遂衰。”金朝社会遂进入了衰落的阶段。本文所探讨的就是这一段时期的文化生态。
通常来说，在中国历史上，每逢盛世，总会激发文人的功名意识和进取精神。在金朝中期，汉族士人的功名意识却并没有像其它朝代那样强烈，也没有成为文学创作的专题之一。这和中国历史其它朝代显然不一样。这就包括到金代中期特定的文化生态。笔者这里所说的文化生态，关键指金代中期能够影响汉族士人人生价值判定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思想环境，和其它环境原因，尤其是来自女真政权的部分方法、行为及其产生的背景、影响。
一
女真政权建立开始，就尤其重视对汉文化的吸收，以加速其文明的进程，这能够从很多资料中加以应证。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大凡包括到民族关系的时候，民族歧视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也不例外。金朝的特殊性在于，作为统治者的女真贵族占有政权优势，但其歧视性政策使得汉族士人尽管掌有文化方面优势，但极难获取和女真人一样的政治地位。而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金代的文化生态，和汉族文人的人生选择。
(1)有关汉儒在女真政权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金代统治者借才异代，重视发挥汉儒的文化优势而为自己服务，是不争的事实，但金代儒臣并没有形成能够左右金朝政治的决定力量。金末名士张德辉针对忽必烈“金以儒亡”之说，指出：“(金代)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则武弁世爵。若论军国大计，又皆不预。其内外杂职，以儒进者三十之一，不过阅簿书、听讼理财而已。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也?”这就是说，不是儒臣亡金，而恰恰是金朝统治者对儒臣重视不够。产生这种现象，自然可归因于民族歧视。尽管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金朝统治者全部声称要平等对待各族士人。金熙宗就曾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世宗也重视各族人才的选拔荐举。大定八年，她对完颜思敬等大臣云：“朕思得贤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即令体访外任职官廉能者，及草莱之士能够助治者，具姓名以闻。”然而在用人制度上，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却是显著的。比如世宗大定朝时，尚书右丞唐括安礼在对待民族关系上，是持比较平等的态度，她主动主张学****中原汉族文化，正因如此，世宗批评唐括安礼说：“朕谓卿(唐括安礼)有知识，每事专效汉人。……卿****汉字，读诗书，姑置此以讲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独汉人拜，是耶非耶?”当唐括安礼对世宗下令签发汉族壮丁人军籍提出不一样意见，认为“猛安人和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时，世宗对之很反感，并责备安礼：“所谓一家者，皆一类也。女直、汉人，其实则二。朕即位东京，契丹、汉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来，此可谓一类乎?”能够说世宗对汉族士人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吕思勉先生认为在金朝皇帝中，世宗的民族成见最深，不是没有道理的。
科举的设置，是女真政权向中原儒家文化学****的显著标志，它为汉族士人提供了实现儒家人生价值的主要路径。无庸讳言，科举为女真政权提供了源源不停的官僚资源，也为金朝诗坛提供了诗歌创作的庞大队伍。“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金代诗人，多出科举”。世宗、章宗朝，部分士人经过科举相继进入台阁。元好问云：“维金朝大定已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旧和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父兄之渊源，师友之讲****义理益明，利禄益轻。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确实如此，女真政权很重视科举在金朝政权的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当中的主要作用和地位。不过和唐、宋两代汉族政权相比，金朝对科举的利用，也含有民族利益的考虑。我们不难发觉，在女真政权上层，汉族文人的地位远不如女真族，元好问就指出：“盖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书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为宰相，尚书左右丞、参知政事二人为执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属外戚和国人有战伐之功预腹心之谋者为多潢�之人，以门阀见推者次之，参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