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生活中的文学消费生活\身体和文学消费
不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我们全部不难发觉它所指涉的文学景观比之于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来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文学观念的多元、文学位置的下移、文学作品数量的激增、文学边界的模糊……因此我们不得不以“新”来为它命名。姑且将“新”字所可能蕴含的价值判定悬置不管，说到底，文学的“新”还是以人的“新”为逻辑起点和事实依据，因此有关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还要回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法、生存环境的探究上来，并以此为根基展现对人的未来可能性的关心和展望。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娜拉在中国激起“妇女解放”的浪潮时，鲁迅就从聚讼纷纭的文学论争中跳脱出来，直指人心地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就鲁迅所指出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能够走”而言，它在道出人的生存困境的人生启蒙意义之外，还暗含了一个含有强烈现实指向性的文学态度和方法一摈弃对于“观念”、“现象”(梦)的偏执，回到人生的关心和探求。这也组成了本文有关“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讨论的基础方法。根据雷达先生的考述，“新世纪文学”的生成应该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在市场化、全球化浪潮裹挟下发生猛烈变革和网络文学兴起的文化语境中；而张未民先生则将新时期以来文学对人的欲望诉求的展现直接回溯到1979年发表的李顺大造屋”。追溯“新世纪文学”的起点的价值不但表现在为“新世纪文学研究”正名，更主要的是它所做的正本清源的工作展现了以下的事实：“新世纪文学”并非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发生的横空出世的“裂变”的产物，它的部分观念、专题、类型、特征早已潜伏在“新时期文学”的流脉中，只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乃至“新世纪”以来才尤其地凸显出来。所以本文有关“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考察就不可避免地要突破作为时间计量单位的“新世纪”这一节点，从而在连续性和突破性、抑或超越性相互交织的复杂文学景观中展现出“新世纪文学”婚恋叙事的两个主要维度――“日常生活”、“身体”――和它们的内在驱动力――消费文化语境的映射。
一、“日常生活”的逻辑
“五四”以来的当代性文学传统对日常生活的压抑、拒斥同“新世纪文学”对日常生活琐事碎闻的钟情和偏爱，展现了两种截然不一样的文学风貌。所以，从“五四”的启蒙和人文精神的超越立场来看，“新世纪文学”无疑是对生活的“背叛”；然而，假如将平庸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学赖以立身的“大地”，我们又不难得出相反的结论：“新世纪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步入“中年情怀”、日渐成熟的表征，甚至能够说，“新世纪文学”在“五四”精英“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传统之外开辟了“重新认识、了解国民性的复杂”的崭新文学天地，“表现了现代作家的民本主义情怀，折射出现代生活的世俗化进程”。实际上，诸如这类的歧义和争论所包括的关键问题在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亦即文学怎样“反应”现实?是执着于理想人生的描绘，还是直接致力于现实人生的客观展现?是着眼于宏大历史进程的想象，还是着墨于详细琐碎的个体日常生活的“微小叙事”?20世纪文学史的大部分篇幅无疑留给了前者――从淦女士(冯沅君)笔下的一系列“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不敢毅然和传统战斗”的青春女性”，到巴金笔下的觉慧和鸣凤，再到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爱情”的叙事模式，20世纪中国文学婚恋叙事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中，“生活”是被置入理想和现实、观念和形式的对立关系中被想象和表述的，它所蕴含的是“应然的生活”和“实然的生活”的对立、对宏大的人类历史“规律”和“走向”的判定，和对应的价值判定。从这种意义上讲，日常生活本身便相对来说显得无关紧要了。
从存在的层面对人的日常婚恋进行的文学图绘亦非荡然无迹，比如鲁迅的名作伤逝就表现了对日常婚恋的深刻反省，并在其中展现了“纯真热烈的爱”的想象和“川流不息”的日常琐屑之间巨大的鸿沟；钱锺书的围城也以“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表示了对日常的爱情、婚姻乃至存在本身的悖谬和荒诞之感。然而这一文学传统的真正发扬光大，还是要等到“新世纪文学”勃兴以后。在历经“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种种现在被通称为“当代主义”的先锋文学试验以后，以“新写实小说”为名目标文学创作最终开启了“日常生活”的文学展现的另一路径，那就是消解理想和现实、历史走向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担心，试图在日常生活本身的图绘和阐释中重新发觉、重新定义和重新阐释对爱情、婚姻和美好生活的了解。正如王安忆在小说的形式一文中所作的“创作谈”所言：“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因此必需在现实中寻求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求生活的形式。”所谓“在现实中寻求它的审美性质”、“寻求生活的形式”也就是立足于“日常生活”本身重新发觉和定义文学的专题。在香港的情和爱、长恨歌、我爱比尔等作品中，王安忆笔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