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舒芜对“桐城派”的批判桐城派
舒芜出身桐城方家，幼时也念过数年家塾，受过传统教育的训练，不过她在文化观和文学观上则完全认同“五四”，尤其尊崇二周鲁迅和周作人，这和当代学术风气和教育制度的演变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反对“桐城派”开始的，这一点也为舒芜所继承，她的“桐城派”研究基础延续了周作人等人的方法和看法，连续对“桐城派”进行“挖根式”的批判。这在当初既是学术史的考察，也有着批判当下介入现实的意义。
一、从桐城后人到“二反二尊”
舒芜本名方管，即使不是和方苞一系的“桂林方”，而是门户较小的“鲁谼方”，不过家族中桐城文化的气氛还是很浓厚。姚鼐弟子、撰写汉学商兑以维护“桐城派”尊崇的宋学义理的方东树便属“鲁谼方”。舒芜的曾祖父方宗诚，号柏堂，是方东树的族弟兼学生，也是以理学著名的桐城名家，听说清末时日本还有人研究柏堂之学。舒芜的外祖父马其昶是方宗诚的学生，又是“桐城派”的最终一个代表作家。有这么的家世背景，幼时自然难免受到“桐城派”的熏陶。
舒芜的祖父年轻时是维新党，曾两次去日本，因此家中子弟全部读“洋学堂”，不过依据“中体西用”的标准，要先在家塾读几年书，“打个根底”，舒芜便是家族中最终一批“家塾出身”的学生。家塾中所教的，自然是旧学，前后有弟子规、三字经、读史论略、四书、诗经、左传、礼记、书经和唐诗古文等。在家塾之外，因为曾祖父是理学家，舒芜从其著作中选读了俟命录，并由此阅读宋明理学书及“学案”之类，自己动手写理学家式的笔记，培养出对哲学理论的爱好。她还模拟外祖父马其昶的经学著作，将论语、孟子根据“论仁”、“论义”、“论礼”等类目重编。在诗文创作方面，也曾受过传统的训练，和儿童诗词唱和，自署“某某叟”、“某某老人”，十三四岁时次祖父冰崖酬唱集中的诗韵写过老气横秋的旧诗。旧式教育除了这种知识上的传授以外，祭奠圣人也是很主要的一个步骤，它经过一系列仪式化的步骤，对xx进行规训，强化她们对于圣人及传统之学的认同和敬畏。不过，这对少年时的舒芜，也产生过负面的效果。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不重视儿童心理，儿童教育的目标也是使少年老成，尽早***化。这种仪式训练本身就带有压抑少年人天性的成份，轻易受到孩童心理上的排斥，甚至因部分不愉快的经历而给其留下心理阴影，使其产生叛逆之心。舒芜家中每十二个月正月初七会举行这一仪式，舒芜称之为“磕圣人头”、“上七”，祭奠圣人孔子及孟子、曾国藩、王夫之、姚鼐等先贤。有一年，她因为贪图在外婆家自由玩乐，误了回家参与祭奠的时辰，遭到祖父的冷眼，因惊吓而恐慌以致痛哭不止。这种带有创伤性的经历和记忆自然会使她对于传统之学产生负面情绪。
舒芜的少年教育也有新的一面。如前所述，方宗诚虽是理学家，但年轻时却是维新党，对于新派学术倒也并不排斥，也并不要求家中弟子做“桐城派”古文，反倒常常赞美大公报的浅近文言社论。舒芜的姑母方令孺和堂兄方玮德，全部是新月派诗人，方宗诚也赞赏她们的才华。方玮德早逝，方宗诚写的挽联有一句是“才名风度早惊人”。这么的家庭环境反倒使得舒芜形成以下观念：“一、新诗要替代旧诗词，是自然的，无足怪的，必定的，无法阻止的。二、并不是不会作旧诗词的才去写新诗，很多新诗人原来能做很好的旧诗词，她们是在新时代，以为新诗才更适合表示自己的诗情诗意。三、现在既已经有了新诗，你要有诗情诗意，而不愿受旧诗词格律的束缚，你能够写新诗，无须勉强作旧诗；假如要作旧诗就得遵守基础格律，那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也无须改变。”
舒芜的父亲方孝岳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在北大预科任教，和同为皖籍的新文化人士陈独秀、胡适都有交往，曾在新青年3卷2号“读者论坛”发表文章我之改良文学观，赞成“白话文学为未来文学正宗”，但当“姑缓其行”。正因为在这么宽松的家庭环境中，舒芜较早地接触到新文学作品和新式教育。因为方玮德早逝，她留下大量新文学书籍、刊物，包含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著译作品，还有新月杂志、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等，全部被方宗诚冠以“总百氏”和“别九流”之名放在舒芜的房间，成为她的新文学启蒙读物。而在舒芜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便给她订了儿童杂志，以后续有儿童世界、中学生，这些全部是配合新教育的少年儿童读物，介绍新文学作品，也批评旧教育，如儿童世界的一篇歌谣体长诗，舒芜老年时尚且记得：
读什么经。
诵什么赋。
哼什么诗。
诌什么文，活人读成活死人！
略
民国成立。
皇帝取消。
学校成立。
经书取消：
什么文人学士痨病鬼。
一齐打入死监牢。
这些既对舒芜产生震动，却又引发她的爱好和对传统教育信念的动摇。而数年家塾以后，舒芜进入新式学堂读书，接收的便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的新式教育。进入初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