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本文的研究和写作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农村对抗性冲突的原因及其化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7ZD&048）和中国人民大学985三期项目“中国农村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本文作为温铁军教授为纪念新中国60年组织研究生参与研究形成的学术论文之一，主要依据其2004年以来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归纳而成。第一作者承担整理成文和修改中的资料索引和订正；第二作者对观点和论述逻辑负责。温铁军的在读研究生参与了观点讨论，一并致谢。
——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国家行为分析
李行 温铁军
摘要：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的土地制度变迁，认为国家对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对农业经济部门的不成功，主要归因于受到国际和国内宏观条件约束；因而国家随约束条件的改变推进制度变迁，以更好地维系整体的系统稳定性。
关键词：土地制度 国家行为 制度变迁
引言
土地问题是上世纪“三农”问题的核心。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是中国城市快速扩张及工业高速发展的重要积累来源；因此，它既关乎地方政府融资及财政和银行部门的成长与稳定；也被视为引发社会矛盾和权益纠纷的“导火线”。
在当前纷繁复杂的对于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中，新中国六十年以来的土地制度的变迁显然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值得理论界予以认真的总结和提炼。
一个分析框架
一般认为，有效的土地制度将会促使人们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劳动的积极性，推动经济的增长，无效的土地制度作用相反。因此，对于土地制度效率的判断，一般会基于对农业生产率所造成的影响。但实际上，如果只是基于土地制度对微观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和激发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的考虑，对于土地制度安排有效性的判断来说是有失偏颇。
一方面原因在于某项制度安排往往与其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高度相关，如果不参照社会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就无法估价某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的有效性。
本选择迁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是各方面生产要素作用的结果，单靠人的积极性是无法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如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技术问题都是农业生产很重要的因素。而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单产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多样化的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因此我们在判断土地的制度效率时，应该将它与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和周围的制度环境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有效地评价土地制度选择和变迁在整个农业生产和国家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可见：对大多数正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基于微观激励机制形成的判断是值得修正的。在分析制度的选择时，特别是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国家的制度选择，如果仅仅只是从单个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角度考虑，则不仅不能有效认识制度变迁中发生的问题和实质，反而会使得我们的研究成为空谈。
对于大农场国家的土地制度来说，国家的制度供给主要在于是否能够有效的激励土地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将农业生产要素组合起来进行农业生产，从而有效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但是在那些小农经济和小农场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大潮的裹挟下普遍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条件下，国家必然需要考虑到与工业化相关的制度安排来维系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制度环境都会对国家的土地制度选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实质上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应该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和国外约束条件下，衡量交易费用之后，做出最优选择的结果。国家的制度决策则应该理解为通过国家政治者的行为来完成制度构建和选择的过程。在分析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变迁中，影响制度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为原有的制度路径，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国家的预算约束条件、意识形态和原有路径等。随着国家外部形势的改变、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往往会使得国家选择制度变迁，那国家会在什么的情况下选择制度的变迁，用新制度来取代原有的制度呢？
对于制度变迁的解释，存在着两种分析框架，一为诱致性变迁的制度框架，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的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使新制度安排和创造，它是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变迁制度则是由国家行为所主导实施的。[1]
本文尝试从国家行为角度来解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在国际和国内约束条件下，衡量交易成本之后，国家选择最优的制度来维持整体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当国家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改变时，原有制度安排带来的交易成本也会逐渐增大，而当一项制度安排对于国家整体来说不经济时，国家也会主动寻求制度变迁，来维护国家系统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增长。
周其仁在分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时候时构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认为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经济增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