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文圣经翻译史
华南师范大学增城学院商务英语系
中文圣经流源
认识教会历史往往会从教会的发展著手,看看教会是怎样成长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教会历史,看看教会在做甚么。翻译圣经是教会其中一样很重要的工作,看中文圣经译本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的教会怎样渐趋成熟。
其实,我们不可能抽离地读教会历史,历史的发展必与地理有关。透过研习地图去看教会的发展,我们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圣经教会历史地图集》即将出版,届时让我们一同从新的角度了解圣经和教会历史。
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圣经翻译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已开始,但要到公元七八世纪才有把圣经译成中文的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即罗马;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略派。此派始于叙利亚,其始创人聂斯脱略因提倡“基督二位二性说”而于公元431年被教会第三次大公会议定为异端,然而,此派积极传教,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聂斯脱略派传入中国。公元781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讲述人类的堕落、弥施诃(即弥赛亚)的降生、救主在世的事迹等及介绍景教入华、盛衰的经过,也有景教经典《尊经》翻成中文的记载。景教经典包括可能是将旧新约圣经翻译的部分,可惜这些经书的译本全都失传,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方能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直至十三世纪中叶罗马天主教来华,圣经中译才有新的发展。最早的相信是若望孟高维诺神父所译的蒙古文旧约诗篇和新约全书。其后有利玛窦神父的“祖传天主十诫”、巴设神父的白话文四福音、保罗书信及希伯来书、阳玛诺翻译四福音的《圣经直解》、贺清泰教士的《古新圣经》等。《巴设译本》更可能成为后人马殊曼和马礼逊译经时的蓝本。
十八世纪末,随著基督教来华,圣经的中译本可说是百花齐放了。继《马殊曼译本》后,有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及其修译本《新遗诏书》和《旧遗诏书》、郭实腊修订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太平天国删改的《旧遗诏圣书》及《新遗诏圣书》。
十九世纪中叶,第一部由不同差会宣教士联手翻译的《委办译本》面世。译员不但把圣经重译,更统一了经文中的名称和名词。这次译经工作是一项突破,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各代表在神学立场上出现分歧,“神”、“上帝”之间的抉择等,加深了差会对译经的了解,也作为日后译经工程的借镜。
裨治文中途退出委办会,与克陛存、文惠廉等出版了《裨治文译本》。后来最早退出委办会的浸信会邀请宣教士高德、罗尔和迪因按□宗派的立场修订《马殊曼译本》为《高德译本》。
自十九世纪初,由于语文的发展,传统思想和观念的动摇,开启民智、培植国力的急务,一贯只有读书人、文人所认识的文言文渐渐应不上当时在文字方面的需要,较通俗的浅文理文便应时而起。圣经的翻译也为满足大众的需要,浅文理的译本纷纷出版,例如:《杨格非浅文理译本》、《包约翰、白汉理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二指版》等。《二指版》的得名就是译者施约瑟在翻译旧约官话译本后中暑瘫痪,只能用两只手指工作。他独力翻译十多年,出版了一本浅文理译文。
浅文理译本虽受欢迎,但只是一段很短的过渡译本。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当时朝廷和各地官员所用的语言(即官话,今天的国语),适用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地域,要更有效地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官话译本圣经就不能或缺了。宣教士也对此十分积极,不遗余力地翻译官话圣经,先后有麦都思和施敦力合作改写《委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