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诗史”观念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该论文来源于网络，本站转载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
摘 要：“诗史”观念自晚唐提出，经过宋元、明清诸位诗论家的发挥，其内涵经历了数次演变：“诗史”的探讨领域从杜诗扩大为中国诗歌传统，以“叙事”“以诗为史”为主的理论内涵也转变为以比兴、美刺为综合的创作理念。最终，“诗史”观念被纳入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其中，“诗史”观念的抒情因素始终在发挥作用。
关键词：诗史;抒情传统;比兴;叙事传统
中图分类号： ：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4-0069-05
“詩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当是时，“诗史”指涉诗歌中与历史有关的典故。其后的四百余年，“诗史”一词已被多次使用，但含义已与之前不同，意指《诗经》与《史记》。直到晚唐孟棨，他在《本事诗》中提出了“诗史”一词，专指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而创作的叙事完备的诗歌”[1]23。在此之后，经宋元、明清之际几代诗论家的辨识与发挥，“诗史”一词逐渐从杜诗的笼罩中走出，成为内涵丰富的文学批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诗史”建构自身的理论内涵时，“叙事”与“抒情”两大因素呈现出不断缠绕、此消彼长的趋势。鉴于此，我们将对“诗史”观念中的抒情因素展开考察。
一
孟棨在《本事诗》中这样定义“诗史”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15 孟棨一面强调了杜诗对重大历史事件（禄山之乱）的记录功能，一面规定了记录的细致程度（殆无遗事）。看上去，“诗史”说只是针对杜诗的叙事问题有感而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提出“诗史”说的著作《本事诗》，便会有新的认识。据张晖对《本事诗》中“本事”一词的考察，可以得知“本事”指诗歌产生时的事实[1]24。同时，孟棨在《本事诗·序目》中写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1]2此处，孟棨显示出对诗歌情感的重视，并且点明了两个层面的“情感”因素。其一为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情动于中），其二为由外部事件触动的情感体验（触事兴咏）。也就是说，孟棨关注的主要是诗歌在情感驱动下如何发生的问题。而“诗史”概念的提出，虽然探讨的是杜诗叙事的问题，实则是在孟棨对诗歌情感因素的观照之下展开的。“诗史”所指涉的情感，更接近于孟棨所谓第二层面的情感因素。因此，“诗史”概念提出的伊始就与诗歌的情感因素密不可分。
宋代《新唐书》中对“诗史”的论述不同于唐代。宋祈认为，“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3]5738如果说，宋祈提出的两个标准中“善陈时事”围绕着杜诗的叙事问题展开的话，“律切精深”关注的则是杜诗抒情层面的问题。对此，高友工进一步阐述道：“为了将他与唐王朝命运千丝万缕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悲剧写进诗中，他就必须拓展七言律诗这一传统形式的表现能力。”[4]254律诗因为体例篇幅的优势成为杜甫直陈时事的良选，“精深”则是杜律要达到的抒情效果。至南宋时期，诸位诗论家注意到杜诗与“春秋笔法”的相关性，提出“微言大义”“微而显”“重褒贬”的创作要求，杜诗与《史记》的相通之处也在于“文字中充满情感甚或褒贬”[1]76。“知人论世”说的流行可以理解为宋末元初的文人因感受到杜诗中相似的乱离飘零之感，从而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因此，通观宋代“诗史”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诗论家一面激烈探讨着杜诗叙事的问题，一面又关注杜诗如何在叙事时兼顾情感抒发。当是时，“叙事”与“抒情”只是杜诗之所以称为“诗史”的一体两面的讨论方向，而非对立因素。正如龚鹏程所言：“诗史不能代表一种形式文类的划分，却可以用叙事文类来掌握。”[5]20又如：“正是因为诗与史可以融通，所以不适合用叙事与抒情对立的架构来讨论。”[5]51因此，宋代的“诗史”讨论，紧承唐代的脉路，仍在杜诗范围内对“叙事”与“抒情”二者进行共同思考。然而，到了明代诗论家那里，对这两个因素的探讨却产生了巨大的分野。
明代诗论家对“诗史”的讨论应置于弥漫浩荡的“复古思潮”下，这一时期，“诗史”概念逐渐脱离杜诗，形成一整套全面的诗歌理论。前期复古诗论家认为杜诗在叙事上散漫繁琐，情感直露，是比较失败的，只能算作诗歌中的“变体”[1]99。中期，杨慎认为六经中《诗经》与《尚书》的记言、《春秋》的纪事等历史功能无法等同，因此他在辨体的基础上反对宋人的“诗史”说。杨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