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
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诸问题——对《岳村政治》的学术反思
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于建嵘先生所著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下称《岳村政治》），引起了学界的重视，该书有许多精彩的论断，好评如潮。两年前我曾仔细读过一遍之后，萌生了写篇书评的念头。但想到今日学术界书评的庸俗化，语言的格式化，总觉得不应众口皆碑。为了进行客观的评述，我拟写一篇纯学理性的分析，就《岳村政治》一书进行学术反思，一方面，梳理这十几年来关于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学术脉络，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对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进行思考，以期对该领域的学术有所推动。
一、 问题导向与实证方法：开风气之先
《岳村政治》的作者在书的一开头就谈到了以往的农村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没有将乡村政治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没有将中国’乡村政治学’作为一规范性学科来进行建设。”，因此，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研究试图通过对近一百年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状况和特征的描述，为创建中国’乡村政治学’提供经验性事实和理论思考（P21）。”
这段话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学恢复不久就在意识形态的导向下，以国家政治制度构造为话题。其研究内容都是国家、政党、政治制度之类的宏大问题。主要工作就是合理性论证，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基本上是一种注释式、教条式的研究。当然，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外，还有一点就是与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相比，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积累先天不足。表现为专业化程度低下、研究方法陈旧、学术规范缺乏、著述多在低水平重复等。
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率先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的局限，转变研究路数，走出书本，走向社会，走向问题，深入农村调研，中心的张厚安教授提出了“三个面向，理论务农”， [①]涉足了当时刚刚起步的村民自治的研究，并参与了相关法律文本的起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徐勇教授承接张厚安先生的研究，提出了“三实”方法，[②] 对村民自治研究进行拓展，并将村民自治研究扩及村级治理研究。在此研究过程中，经过徐勇教授多方营造和努力，一个被国内学界誉为“华师风格”的学术团队形成了。于建嵘师从徐勇教授，进入到华中师范大学农村政治研究的团队，受到中心的学术取向的熏陶，并在此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这个角度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以实证研究为指向的《岳村政治》是开风气之先。它的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华师风格”改变了我国政治学研究不断在低水平重复、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由于农村研究是综合一门综合多学科的领域，开始了政治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和援借，提升了政治学者对于中国乡村政治的想象力，丰富了他们的表达语汇，扩大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华师学派”在概念、设定、假设、方法、结论等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创见。例如，《岳村政治》的作者师承徐勇先生的观点，以“城市与乡村二元政治结构理论”作为本书的分析框架，为其研究增色不少。
第二，“华师风格”的贡献还在于突破了往政治学研究方法陈旧、基本上还停留在“前实证”的阶段，将以个案为主的经验实证方法引入，这成为中国政治学走向规范科学的分水岭。以个案为主经验实证方法要求在确立因果规律时必须经过严格的、系统的排伪处理，而且因果规律及其理论解释都必须经受经验证据的实证检验，而做到这一点则要求所有命题中的概念都必须可操作。作为对比，以往的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价值判断为主的或以先验的“公理”进行演绎的范式，其命题主观性强而无法证伪，其特征是经院式的。以《岳村政治》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带动了政治学研究者走向田野工作和实地调查，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的政治现实，在此之后，泛道德和学院式的研究方法日趋式微，而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农村政治学的主流路径。
当然，包括《岳村政治》在内的农村政治学研究方法也还存在不少缺陷，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者还必须做出非常自觉的努力，对研究方法进行开拓和创新，接下来的第二节至第五节，将是我的思考。
二、 区域性研究：“地方国家”视野的进入
如前所述，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政治学者带着理想来到农村研究领域进行试探性耕耘，他们发现这里早有学者在努力。此时进入农村研究领域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史的学者已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研究者均以乡村社会为对象，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以人类学为例，对农村社会和民间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从草根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是人类学一贯的学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