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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国空谈,为何屡见不鲜?
说起空谈误国，很多人会下意识想到西晋清谈亡国的惨痛教训。可悲的是，西晋亡国的教训并没有使清谈之风销声匿迹，后来的精英阶层仍醉心虚诞、不屑世务，高谈有余、治国无术。南梁末期，魏师已将临江陵城下，素好玄谈的梁元帝萧绎仍不慌不忙召集群臣“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巡城之际不忘“口占为诗”，“群臣亦有和者”。最终身死国灭的梁元帝再一次将清谈之风演绎到了极致，也提醒我们，杜绝空谈、重在实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多么难！
清谈是空谈的重要表现，其实，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清谈、空谈的现象屡见不绝。特别是一些王朝末期，往往都能看到空谈的影子。
空谈种种
冗长拖沓的废话。此种文风动辄鸿篇巨制，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纵有真知灼见也被淹没于浩瀚文字中，虽披沙沥金而不可得。洪武年间，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上陈时务，煌煌万言，朱元璋用了两天才让人念完，不禁又生气又无奈，说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于是下令规范奏折格式，“伸陈得失者勿繁文”。
脱离实际的空话。此种文风以宋代文人策论最为典型。曾评论，“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空话连篇”，“皆书人欺人之谈”。同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大量守旧官僚仍对新事物新变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百般抗拒。内忧外患之际，大学士倭仁还在高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以夷为师”，主张“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简直迂阔不堪。
自欺欺人的平安话。此种文风反映的是掩耳盗铃、鸵鸟式的心态，似乎只要不去提，不去想，危机就不会存在。南北朝时期，当隋兵已磨刀霍霍准备大举南下，陈朝君臣仍在高谈“长江天堑自古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陈后主“笑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文墨日繁，其政日乱”的陈朝最终被不喜文词、注重实务的隋朝所灭，也许实属必然。
沽名钓誉的漂亮话。此种文风在明代后期言官中最为盛行。本来，上书言事、指陈得失是言官本职，但当时许多人却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建言，而是将之作为博取名声的手段，言辞尖酸刻薄，极尽讽刺谩骂，结果不但使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唯一作用是树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万历之后，言官与内阁水火不能相容，内阁每一项决策无一例外都遭到言官激烈抨击，致使内阁畏首畏脚、循默避事。一句“讪君卖直”，既道尽其本质，也说出了万历皇帝的无奈。
道德至上的意气话。本来，政治固然不能不讲道德，但同时更是利益博弈的艺术，有时还免不了需要妥协，但一些人却罔顾其他，一味高举道德大旗，咄咄逼人盛气凌人。而这种语言由于占据道德制高点，往往令人难以辩驳。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军逼近，此时明王朝尚可选择南迁以赢得时间，“徐图后策”，孰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坚决主张固守京城。此言一出，谁复敢再提异议做“秦桧”？终使明王朝坐以待毙。
缘何空谈
产生空谈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求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