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是当代文坛的全面繁荣时期,而这一时期中的女性作家创作,也在当代文学领域中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陈染是崛起的当代女作家中比较富有个性的一位,其大部分创作被评论界视为“女性主义”作品。陈染以其“勇敢大胆的文本实验精神、女性个人体验的独特视角、真挚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神秘奇诡、富于象征、隐喻的写作风格”,[1]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女性意识的觉醒,使陈染认识到女性在男权阴影笼罩下那种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女性的独立和胜利必定要通过反抗男权文化来实现。这种观念反映在她的私人化写作中,表现为陈染一反塑造男性形象的传统模式,男性至高无上的地位被颠覆。她笔下的男性形象显得扁平而又抽象,逐渐消磨和丧失了男性特质,趋向弱化和符号化。陈染企图以此来瓦解象征男权文化的秩序和观念,完成对男性中心的否定和反抗、抨击和拆解。因此,男性形象在她的小说作品中要么是“历史缺席”,要么是“完全退场”。[2]前者表现为男性无力在与女性对等的位置上承当其应有的角色,从而使女性对面的男性席位长久地成了一个虚席;而后者则表现为男性不再被女性需要,女性拒绝男性承当任何的角色,男性已完全退出了两性共存的常态生活,独留女性成为了整个世界的中心,男性的席位被完全撤消了。如果说“历史缺席”是男性正在进行的退场,那么“完全退场”则是男性已经完成的退场。这两大类男性形象在陈染的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残缺,残缺是“相对于一个具有独立个性、健全人格的人”[3]来说的。那么男性形象的残缺,也就是男性在独立个性与健全人格上的缺失。
本文将对陈染小说中的“历史缺席”和“完全退场”这两种男性形象进行深入的思考研究,结合对男性形象残缺这一特点的分析,力求开拓陈染小说研究的新视角。
一、“历史缺席”的男性形象
陈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颠覆了传统男性形象的强势,在多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历史缺席”的生存状态。男性的“历史缺席”具体表现为男性在家庭关系中被排斥、孤立;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沦为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甚至男性自身也丧失了作为人的个性,缺乏内在的精神品格,沦为了一个符号。
(一)家庭关系中被孤立
家,一直都是反映男女权利地位的关键性场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将女性束缚在
“内”即家庭的狭小空间。女性被剥夺了“主外”权利,而“主内”的实质却是完成家庭琐事,照料成员的起居生活。这种“主内”反映的是家庭关系中女性只履行义务,不享受权利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男权统治对女性实施的压制,女性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位置。相对的,传统意识中“一家之主”“大家长”等代表家庭内部掌权者的词语往往一致地指向男性。男性在家庭角色关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充分享有事务决策、话语优先等权利。最能代表男性在家庭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就是作为父权象征的“父亲”。
然而,强调女性主体意识的陈染在塑造这类男性形象时,将父亲在家庭中的主导性,变成了他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私人生活》中,父亲粗暴、专制且蛮横,从来“只关心他自己”。而在体力劳动方面,“不仅无用,他还冲母亲请来帮忙的工人发脾气”。他“一天到晚忧虑重重,疑神疑鬼,把自己的神经绷得过于紧张”。“他的想象力不正当地膨胀的结果”往往是送给母亲狠狠的一巴掌。物极必反,如此一来,男性“一家之主”的形象恰恰只能留于表象,男性的主导性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假象、一个笑话。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倪拗拗的一段话,“我们对父亲说‘是’,我们对生活说‘是’,再也没有比这个回答更为深刻的否定。”[4]她痛快地剪了父亲的裤腿来进行对抗。而母亲及保姆奶奶,往往总以宽容的态度忍受他的无理取闹,或者干脆沉默。这种看上去不起作用的对抗、忍耐及沉默,其实表达的是她们对父权的一种失望甚至蔑视。父亲被孤立在外,她们无视他的幼稚与蛮横,拒绝进行任何的沟通。陈染就是用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衬托出男性在家庭生活中被孤立的姿态。男性表面上操控着家里的一切,实则早已退出了真正的舞台。
(二)两性关系中处被动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被认为是两性关系中性的主导者,是男女性行为的施动者。而女性在性方面是羞于启齿的,在性关系中总是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是男女性行为的受动者。女性的躯体成了男性话语下性的对象,受男性随意摆弄。而陈染颠覆了这个传统观念,打破了两性关系中性别角色的定位。她小说中的男性成了女性发泄正当生理欲求的对象,由引诱者变为被引诱者,由主动的地位变为被动服从,成为了性欲的受动者。
男性作为性欲的受动者,一方面表现为他们成为了女性性欲发泄的工具,他们被引诱、受引导,这类男性多是青涩的男孩形象。《沉默的左乳》中,“我”引诱了一个“比我年轻至少五岁以上的阳光一般纯粹的男孩儿”。“凭什么总是男人勾引女人呢?”在女性正视自己的欲望后,男性在两性关系中不再握有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