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文化质量的偏至性
文化是善恶并存的,而且,还往往只是让“善”或者是“恶”两面中的一面呈现出来。要么呈现出“恶”的一面,要么呈现出“善”一面;善恶是并存的,然而,却不会同时呈“现”出来。《周易》把有机系统的这种现象叫做“贞夫一”,即“正于一”。意思是对立统一于同一个有机系统内的阴、阳双方,在有机互动中,谁居于“正”位,谁就显示出来;另一方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因为居于“正”位的那一方,包容了暂时居于“偏”位的另一方,使其不能呈“现”,而屏蔽于居于“正”位的一方之内。也即是说,文化这个有机系统内的善恶双方,要么此方战胜彼方,要么彼方战胜此方,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走。一句话文化的善恶具有“偏至性”。
文化善恶的偏至性,进而又导致了文化质量的偏至性。任何一种自称为“高质量”的文化,只不过是其“善”的一面得到了暂时的张扬,而其“恶”的一面得到了暂时的屏蔽;同样,任何一种“劣质”文化,也只是其“恶”的一面得到了张目,而其“善”的一面被遮掩。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文化质量管理,首先就是要让文化“善”的一面得以尽力张扬,并随时警惕文化“恶”的一面的东山再起,进而使文化“善”的一面始终居于“正”位。其次,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动态中去把握、管理文化的质量。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当其显示出“善”的一面时,那也只是在动态中的暂时呈现,其“恶”一面正潜伏于“善”的背后虎视眈眈。“善”的一面只有在与“恶”的不息较量中,才能展现其“善”的风彩,一旦“善”的一面停止行动,或者是失去斗争的勇气,潜伏于其后的“恶”的一面就会倏然凸现。这又可以进一步得出第三点,即任何一种“高质量”的文化,只要被缰固化,其“恶”的一面就会突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你把它僵固了、封闭了,就必然会导致“恶”的结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述章节中曾经举过例子。譬如“中庸”思想,你把它僵固了,就必然会陷入折中主义;你再把它封闭了,则又可能会导致可以名之为“用柔主义”的局面,走向更加自我封闭、更加消极无为的局面。就是孔子阐发的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非常好的道德主张,如果不能在动态中去发挥它的功能作用,而是把它们当作一块招摇过市的招牌,那么,“仁”也好、“义”也好、“礼”也好、“智”也好、“信”也,就都有沽名吊誉之嫌,就会堕落为刘再复、林岗他们所说的“衣食饭碗”,甚至还会让一些人靠“卖德”发家。所以,《中庸》强调,要“合外内之道,故时措之宜”,也即要讲求“时中”,要在动态的时空中去把握任何一个文化有机系统,才能做到准确精当。
文化质量的偏至性使我们终于读懂了,为什么同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评判,人们竟会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此,我们很有必要对以“一内涵二”思维为初因的中国文化,展开进一步的质量评估。
从文化质量偏至性原理来看,对于中国文化的质量评判问题,一句简单的“精华与糟粕”并存之类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连耳茧都要听出来的老生常谈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人在分析精华与糟粕问题时,总是显得有些情绪化,要么说是好得很,要么就是糟得很。而且,分析得似乎也不透彻、不过瘾、不够理性化。在我们看来,“一内涵二”思维就是把“二”当成“一”看,所以至少可以得出这样四个结论:
第一,这是一种整体思维,一种宏观思维。也就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去把所要认知的对象。这从好的一面看去,这种有机地、整体地对待宇宙物质世界的思维,可以产生我们所说的有机理论思维。考虑到世界的矛盾性、有机性、整体性、普遍联系性,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
然而,若是把这思维僵固化,总是整体地、宏观地对待这宇宙物质世界,也会出现问题。首先是容易忽视一些重要的细节,把这些重要的细节当成肢肢叶叶的东西,视而不见。中国人的“手高眼底”的理论家很多,其缘由大抵在此。其次,因为似乎不屑于去做一些细肢末节的分析解剖工作,也就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分析科学。譬如,我在拙著《与霍金对话——中国自然哲学之于新宇宙学》中曾经说过,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惠施,早就知道,宇宙物质世界最最小的东西(谓之“小一”)是“无内”的,而中国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个人想去找找看,这“无内”的“小一”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个样子。而却满足于“无内”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西方人在这一点上,明显比中国人强。当亚里斯多德提出关于寻找物质最小构件这一命题后,他们不仅着手去找了,而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德谟克里特、恩斯特•卢瑟福、牟雷•盖尔曼、保尔•狄拉克等几代人的努力,从原子、质子、中子等,找到了夸克,最后建立了以波粒二重性为基础的最子力学……好艰辛!
其二,从关于东、西方对于物质世界最小构件的态度上,进而还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这种“一内涵二”的宏观思维,似乎还是一种“不拘小节”的艺术化、情感化思维。这从中国正统文人身上可以明显感觉出这一点。而且在魏晋时期,中国文化的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