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尴尬的安全套“这个安全套太大了, 警察要来了我们吞不下去!”这是一家民间组织在性工作者人群中推广女用安全套时得到的第一反应。这个故事反映了大陆女性性工作者在保护自己免于性病、艾滋病感染和避免受到法律处罚之间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也折射出夹在公共卫生与公安执法之间的安全套尴尬。防艾努力与执法行动背道而驰由于性交易属于比较私密的行为, 极少第三方或者目击者, 缺乏直接证据, 因此卖淫嫖娼案件的取证非常困难。一般来说, 需要证明一方是为了获取金钱财物而与他方发生性行为的, 另一方是想通过支付金钱财物来获取性服务。一些地方出台了处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 其中, 安全套被列为实体证据之一。此外, 根据公安部的指引, 在卖淫嫖娼案件中, 安全套被认为是“作案工具”,执法人员应当“收缴后拍照固定附卷,待结案后予以销毁”。有公安人员认为, 安全套通常仅作为旁证, 执法人员最主要的取证方式为现场抓获, 以及获得当事人的供述。但是在中国, 安全套已经被根深蒂固地认为是卖淫嫖娼的证据。有报道称在警方突袭“扫黄”时, 老板会让“小姐”把安全套吞下去,以消灭证据。在公共卫生领域, 关于执法人员将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讨论由来已久。这种做法对性工作者携带和使用安全套产生了负面影响。中国的艾滋病疫情主要是通过性传播: 2014 年的 10400 例新增艾滋病感染中, % 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在很多方面, 中国政府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表现出非常理性的实用主义。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系统,政府也承担了 98% 以上的防艾经费。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集中于重点人群, 包括性工作者、毒品使用者和男男性行为者。安全套在国家艾滋病防治战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来推广安全套。国家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安全套; 很多省也出台规定, 要求娱乐场所公开摆放安全套;政府每年划拨预算专门为艾滋病预防项目购买安全套, 通过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组织向重点人群( 包括性工作者) 大量发放。但与此同时, 公安部门也一直积极打击性行业, 并在执法过程中检查和没收安全套。从 2014 年底到 2015 年8月, 亚洲促进会和四家社区组织在中国三个主要城市开展调研, 以更好地了解相关法律和执法行为对性工作者获得和使用安全套,以及艾滋病和生殖健康服务的影响。研究发现, 尽管中国政府对安全套在防艾当中的作用达到了高度共识, 但防艾的努力却面临着各种力量和法律法规之间的掣肘。执法行为对性工作者的安全套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性工作者会在碰到执法人员时及时处理安全套,也更可能同意客人不使用安全套的要求, 而且显著减少了随身携带安全套的数量。同时, 执法行动还降低了性工作场所中安全套的可获得性。因为在公安部门的眼里, 安全套的存在说明这里可能是一个卖淫嫖娼场所, 这使得场所业主不再公开摆放安全套。但公开摆放安全套又是卫生部门的要求,是推广安全套战略的一部分。因此, 很多场所形成了“卫生来就摆安全套, 公安去就把安全套收起来”的应对方式。此外, 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的沟通渠道非常有限, 这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效开展的瓶颈。接受采访的地方疾控工作人员称,在“扫黄”期间, 干预工作无法开展, 只能暂停: 性工作者消失了, 娱乐场所关门了, 也没有人愿意接受卫生部门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