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浅析李家大院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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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位居山西万荣的李家大院是慈善世家河东李氏的旧宅。李氏家族是一个以善为先的家族，它的发展足迹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缩影。其以农耕起家，兴盛于商业，后又创办工业，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一个家族连续实现经济的3个跨越，与时俱进，这在同一时期并不多见。李氏家族急公好义，倾其家底，赈济灾民，广做善事，历世相继，方圆数百里人称“李善人”。本文旨在探讨河东李氏的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善文化，进一步引出其对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李氏家族;善文化;李道行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3-0-02
　　1 河东李氏家族善文化的伦理基础
　　晋商文化在近几年经过大力宣传，祁县的乔家、榆次的常家、灵石的王家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万荣的李家却犹如一颗被岁月掩埋的珍珠，鲜为人知，现有的研究多以中西合璧、古色古香的李家大院建筑风格以及乐善好施、博施济众的善文化为主。
　　历史地理基础
　　万荣地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自然生产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有黄河以及汾河流经，但坡陡沟深，地势较陡，无法充分利用水资源，导致用水不便，水资源缺乏。万荣县经常发生旱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十年九旱，一直有“干万荣”之称，新中国成立之前，农业完全靠天吃饭，若是碰上旱年，就会颗粒无收，碰上涝年，则会墙倒屋倾。万荣地域灾害频发是形成李家善举的客观因素。据《万荣县志》（1995年版）记载，从金崇庆元年（1212年）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颗粒无收的大旱年就有63次，从唐永徽五年（654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有据可查的水灾35次，此外，还有风灾、冻灾、虫灾、震灾等种种自然灾害不下数百次[1]，因此万荣县的情形是年年遭灾荒，岁岁成灾年，而且其受灾面积甚广，并非一个村一片区，且灾情经常很严重。天灾总是一种人类无法抵抗的毁灭力量，一旦发生，常常会造成灾区民不聊生、财物毁坏、灾民流离等无法挽回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灾荒往往还会破坏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乱。
　　李家本身便是从陕西韩城逃难而来，受到阎景村民的帮助。因此值此灾荒连年之际，李氏毅然全力以赴，本着“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不等待，善无止境 ”[2]的济世情怀，慷慨解囊，博施济众。万荣同时也是晋陕豫的交汇之地，过往文化极其丰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多元，李氏家族定居这里，也因此形成了得以贯穿整个家族的慈善文化，代代相继。
　　传统文化影响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人的精神、社会的风气是由这个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决定的。而李家大院正是在浓厚地域特色的山西文化影响下形成了李家的慈善伦理和文化根基。山西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文化內涵，而作为其中的代表，运城这座具有丰厚底蕴的文化名城，更是为李家大院的这种精神提供了沃土。而李家大院所在的万荣县更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史书上有这里作为“皇天后土”的记载。从轩辕帝“扫地为坛祭后土”到宋真宗时，已有8位皇帝共24次来到这里祭祀。汉武帝更是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存封于秋风楼。而万荣更是人杰地灵，出了王通、王勃等著名人物。
　　关公是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关公崇拜作为一种道德文化现象被广泛普及，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识、道德行为的规范与提升，曾经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关公故里的运城更是将关公精神发扬光大。山西商人崇拜关公，是想借助地理因素祈求关帝保佑他们在充满变数与惊险的商业活动中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关公的一生身体力行的诚信忠义，正是商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用以规范商业行为，进行自我约束所需要的伦理品质。
　　关公和孔子作为古代中国的武圣和文圣，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庙和武庙更是遍布古时封建社会时期的大地，受到广大人民的祭祀。这两位圣人在一定意义上更是成为一种精神，支撑着薪火相传的传统文化。仁爱作为儒家核心思想，倡导的“仁者爱人”更是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国人。万荣县作为一个人才荟萃之地，当地人民对这种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与继承，为慈善事业的开展提供了精神支持。“仁政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仁义、仁政思想，以及佛家的“普度众生”思想，为李氏家族乐善好施提供了精神支撑。而“家国天下”的思想更是为李氏家族指明了方向。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