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暴露中国民工生存困境
接连发生十一名员工坠楼，已造成九人身亡，。在政策与政治的作用下，富士康自杀事件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此类事件是否引发了社会对中国蓝领工人艰难生存状况的关注？整个社会做到的反思能有多少？在这种农二代自杀的背后又有多少问题是社会不得不关注却在逃避的？
富士康自杀者多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舍弃了那一亩三分地，心怀着梦想来到城市，以为这是淘金之旅。或者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农村人，极力想融入城市。可是事实又是怎样？他们很快就发现，富士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不能使他们感到“快乐”和“愉快”，他们用大大超出常人的劳动的代价所赚得的那点钱也根本不能使他们过一个正常人的尊严而体面的生活，更不用说什么“享受人生”了。他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变成了绝望。与生俱来的农村人的腼腆本性使得他们不愿与人交流太多，军事化的宿舍管理模式压抑了他们的自由，尤其是面对高消费水平他们无能为力他们竭力想摆
脱农村人的身份，他们想融入城市，他们开始以城市人自居，可是，城市有真正的包容他们么？他们在城市看来还是边缘人，他们还是农二代，还是企业的廉价劳动力，付出的血汗却没有换回应得的报酬，他们没有五险一金，也没有户籍，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想离开，不想回到家乡，因为“那里没有QQ可用”。
求生是人和一切动物的本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自杀是违反自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0页）除了个别的例外，自杀都是由社会原因引起的，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用自然的原因是不能说明自杀现象的。所以他们的死亡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一、中国现有的农民工劳动体制的弊端
近年来，有学者将农民工问题与“三农”问题并称为“四农”问题，也有学者将农民工问题与失地农民、村落终结称为“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劳动安全、社会保障、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依旧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表现为政治上的少权，经济上的弱势和社会上的歧视。由于二元社会结构、职业替代压力、自身教育素养等因素, 农民工的基本权利和权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挤占”。在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现代
城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其真正“进城”的是其廉价的劳动力，随之劳动力的政治权利、经济收益及其他社会权益却在很大程度上仍被拒之“城”夕卜。农民工凸显出的是一种“廉价劳动力”、“超负劳动力”与“低保劳动力”。农民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均衡性。详言之，一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的非对等性，表现为工薪收入普遍偏低；一是农民工创造的社会收益增长率与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表现为工资收入增幅缓慢在用工单位，“一厂两策”，同工不同酬是一个普遍的就业现象。农民工并没有获取与他们所付出劳动相符的合理收益，而且被拖欠现象严重。
二、中国现有的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大批人口向城市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新生代农民工中的许多人从小在城市长大，向往城市生活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本地人对他们的 “另眼相看”，以及向上流动空间的缺乏，这些让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群体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