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学子论文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当代启示为本的受众观，这样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使新闻报道信息量丰富，更具接近性和亲和力，更具可读性。 二、继承辩证思想，实现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中，力求把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具体地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的新闻思想中很多观点充满着辩证色彩，这里具体探讨“正与反”及“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两个范畴，以此明确在当今新闻传播中，继承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对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具有的指导意义。 (一) 正与反 也可以说表扬与批评。毛泽东关于表扬与批评的辩证思想表明，新闻媒体不仅要有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毛泽东一贯主张媒体要做促进派，要以表扬为主，但他也强调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在新闻媒体上也要有所反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他曾经把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比喻为 “种牛痘”，认为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8] 这种重视反面报道的思想，对扭转当今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现今社会，部分领导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观念有偏差，他们过多考虑个人的政绩和个人政治名誉，要求新闻单位报喜不报忧，不支持舆论监督。因此，当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批评或内部参考的形式实施舆论监督时，这些行政管理者就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干预，对舆论监督限制和压制，使得媒体在实际监督中出现失语现象，存在监督的盲区。同时，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因为受到本地行政权利的干扰，就只好“近交”、“远攻”，舍近求远，对眼皮底下的腐败、暴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他县、他市、他省的负面现象津津乐道，连篇累牍，[9]致使一些本该实施的舆论监督被限制，被封杀，只能通过中央媒体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来监督。像广西南丹矿难，在被地方政府恶意隐瞒了半个多月后，最终是《人民日报》记者冲破层层阻力进行采访调查，矿难才得以水落石出。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采取批评还是表扬的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并讲究方法”。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且要注意批评的方式和方法:“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0]同时，对反面材料的报道量要加以控制，以免喧宾夺主，使人们对社会产生绝望心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1] （二） 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 满足群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贯追求，但我们并不是一味迎合受众的任何需求，要辩证处理好“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关系。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增强新闻报道中的趣味性，这与迎合少数受众的世俗化低级趣味是截然不同的。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的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其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办不好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12]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舆论工具。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积极倡导新闻报道的通俗化，同时也坚决反对媚俗，反对世俗的迁就。我们的新闻、舆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新闻报道也要注意自身的引导与宣传功能，在热点与难点问题上，记者必须头脑清醒。毛泽东在1958年对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13] 当今，一些新闻媒体从以前的漠视受众需求到一切以受众为出发点，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新闻报道中，忽略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辩证关系，仅仅把“服务群众”奉如真理，为自身赢得大量眼球和经济利益。他们在报道新闻时，出发点完全是读者会不会感兴趣，只追求轰动效应和新闻卖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只追求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2007年，有一篇报道指出，媒体在报道 “杨丽娟追星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闻必录”，不管杨丽娟一家人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娱记”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几点几分都描述得十分准确。[14]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要求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满足受众的多种需求，但辩证的思想告诉我们，满足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能迎合少数受众的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