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案例一、林某某申请人身保护案
——家庭暴力受害者可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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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林某某婚后不久即遭受丈夫余某的谩骂殴打、用水果刀追杀，朋友也遭到威胁恐吓。当余某被发现与异性有不正当关系后，擅自闯入亲于某某照顾更为有利，最终同意调解，将孩子的抚养权变更给于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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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目前，处理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难点之一是如何确定是否存在家庭暴力。当事人因年龄小很难全面、清楚地陈述自己的遭遇和诉求，或者因为害怕、被施暴者控制而不敢说出真情。本案办案法官、妇联干部通过向于某某和女儿了解情况、走访居委会等途径，对其生活环境的危险程度做出准确评估，为法院的裁判提供客观依据；难点之二是如何避免未成年人再次遭受施暴。由于未成年人通常与施暴者生活在一起，本案通过妇联的帮助使女孩先行离开暴力环境，法院随即发出保护裁定跟进，避免了祖母、大伯再次施暴以及与母亲争抢孩子，让女孩再次受到伤害的局面。2015年1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对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可以由公安机关带离，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居)民委员会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这一规定建立了处理家庭暴力的“带离”制度，也为预防和制止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提供了法律依据。 案例链接：南京虐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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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高某诉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哺乳期被辞退，寻求律师帮助成功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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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某公司原总经理高某，39岁，于2007年12月入职，2014年4月起休产假，法定产假结束后主动到岗工作。其产假期间公司办公地点发生变化未告知其新址,高某自行找到办公地点，坚持工作。9月5日，公司董事长口头通知高某解除劳动关系，但拒绝出示正式书面辞退通知，也未提出经济补偿方案。高某在该公司工作7年，公司始终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克扣和拖欠哺乳期工资，在哺乳期间对其提出辞退。与董事长协商争取权益无果后，高某委托律师处理劳动争议事宜，帮助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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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过程及结果
律师为高某提供了咨询意见，建议其可以要求某公司撤销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提供劳动条件，恢复工作岗位，或者要求公司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由于辞退通知系口头提出，无证据证明某公司存在违法辞退情形，律师建议高某再次与某公司沟通，要求出具书面辞退通知书，并将谈话内容进行录音，保留证据。同时，在协商期间按时上下班，不做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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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协商后，某公司仍拒绝出具书面辞退通知书。高某的代理律师向某公司出具了律师函，正式提出维权需求，未果后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某公司支付克扣和拖欠的工资，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存续。仲裁委作出裁决支持高某的部分请求，某公司不服，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某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向高某支付包括工资、经济补偿金等在内的调解最终款项十九万五千元，双方劳动争议一次性解决。某公司在约定时间内向高某支付了相关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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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意义
本案是哺乳期女性依法维护自身劳动权益的成功案例，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就业方面遭遇过性别歧视的女性占10%，%，其中反映因结婚、怀孕、生育而被解雇的人群中，%为女性，反映出我等就业权遭受侵害较为突出。如本案中某公司变更地址不通知休产假员工，克扣和拖欠哺乳期工资，不提供工作条件，无故予以辞退，不签订劳动合同，漠视女职工的劳动权益，而本案当事人高某作为公司高管，却始终未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也为纠纷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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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确认劳动关系存在，收集和固定有利于劳动者的证据是有效维权的关键。高某的代理律师在案件办理中充分发挥了作用，从女性平等就业权的角度入手，认真研究案情和解决方案，指导高某与用人单位进行沟通协商、搜集和保存相关证据，扭转了高某证据不利的局面，在仲裁和诉讼中争取了主动。高某在权益受侵害后及时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积极地依法维权，最终获得了应有的补偿，体现出职场女性自觉学法用法、积极主动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对女性职场维权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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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金某某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法院依法判决“农嫁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及相关经济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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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金某某离婚后，将户口从丈夫所在村迁回了娘家的某村，靠打零工抚养年幼的女儿，后又再婚。1999年，金某某和女儿与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