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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上，楷书笔法不仅无法让草书真正达到草书效果，而且严峻束缚了草书运笔的发挥，尤其是达到狂草书使转飞动的境界，楷书的技法干脆就会导致这种使转僵滞呆板。
　　当然，以上所言并非否定学书可从或应从楷书起先，在很大程度上，学书从楷书入手对于驾驭书法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乃至必需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需醒悟地相识到：楷书与草书是两种没有多少干脆血缘关系的各自独立的书体，在结体、用笔和布局等方面各有自己不同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我们作草书时，不能甚至忌讳把多年辛勤习楷阅历简洁带入。一些擅长楷书的书家，行书亦可称善，唯独苦练草书而难上水准，究其缘由，似与没有洞悉此点有关。

　　2，狂草书杰作往往产生于无意于佳乃佳的超意识状态，今人很难达此境界
　　就艺术性而言，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形态，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好用的纯艺术书体。启功先生主编的《书法概论》即说：草书是解散楷体(隶体)并变通其用笔而重新组合起来的字体，再加上点画勾连环绕，把很多字变得面目全非，让一般人很难相识它，所以草书作为交际工具的好用价值并不很大;不过，草书作为书法品式的一种，它的艺术价值却很高。
　　草书(特殊是今草和狂草)，体势放纵，改变多端，字的大小、正斜、轻重以及笔顺等，很大程度上可以冲破它以前各种字体的束缚，因而书家得以熔篆、隶、真、行于一炉，结合这些字体的表现手法来增加写草书的技巧，在广袤的领域里纵横驰骋，极尽改变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
　　由于草书(特殊是狂草书)能够极尽改变之能事，使自己的情采和风格得以充分表现，因而其书写状态往往能够影响作品的高下及品质。书法史上流传很广的例子便是王羲之写《兰亭集序》，当时他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氛围中，乘着酒兴而作，如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不及此。《兰亭集序》只是行书，其书写状态对作品品质的影响已能如此;作为更加具有不确定性的草书创作，其书写状态对作品影响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张旭是公认的狂草书大家，他的书法在唐代当时就著名遐迩。《唐书》本传闻：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斐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对张旭草书的高度赞扬，自然包括对他特别创作状态，即酒醉颠狂而书的充分确定。《旧唐书》记载：张旭每醉，呼叫狂走，索笔挥洒，若有神助。《述书赋》言：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而壁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若遗能于学知，遂独荷其颠称。杜甫《饮中八仙歌》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凡此种种说明，唐朝当时人对张旭草书的称颂和相识，都与其酒酣颠狂的创作状态密不行分。

　　与张旭齐名的另一位狂草书大家，是唐朝僧人怀素，而他也是颠狂作字，倚酒而通神入妙(黄庭坚语)者。李白《赠怀素草书歌》云：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恍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钱起《送外甥怀素上人》描绘他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曹勋赞其《逐鹿帖》：藏真书法，末视公卿。草圣欲来，以酒为兵。意并逐鹿，雄桀可矜。旭颠素狂，弄翰之英。怀素在《自叙帖》中记时人对自己的评价说：志在新颖无定则，古瘦漓洒半无墨。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这些都强调怀素与张旭一样，作书时须要进入特殊的创作状态，即酒酣而醺状态。
　　类似的状况，书法史上绝非罕见。如唐代大诗人贺知章，也是一位大书家，《述书赋》注就说：知章每兴酣命笔，忽有好处，与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书史会要》也说：贺氏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后而书，未必尔也。宋代大诗人陆游，书法名重一时，现藏故宫博物院和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