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上海交通大学 MPA 学位论文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研究 3 (二)多代同堂式家庭结构的改变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较长,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家庭结构是多代同堂。子女通过获得农田等家产继承家业,子女、特别是长子夫妇与年老的父母同住一起,形成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时候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同时是一个生产单位, 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家庭内。借鉴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分析, 没有进入晚年的长辈、特别是长辈中的男性, 大多拥有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生产过程的决定权,也就拥有了劳动成果的分配权。而子女如果走出家庭,在外面可以选择的出路相对较少,很多人一生都没有走出家庭范围。这样,长辈拥有较大的权威,当他们进入老年之后,经济上的援助、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考虑从家庭中获得,“养儿防老”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家庭、宗族、宗祠共同组成的控制力量下,孝行孝道的“家”道德盛行,如“父母的教导无论对否都要遵守”,“父母在、不远游”,“即使牺牲自己也要赡养父母”,等等。其核心是父母的绝对权威、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恭顺,否则将被作为忤逆不孝而受到各种谴责或惩罚。作为老人,即使身体上衰弱了,但仍然拥有许多优先权,“孝道”作为生活规范深入人心,“家庭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风行于社会。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科技含量的提高,作为农业管理经验和智慧化身的老年人,其优势逐步丧失。特别是在城市中,大家进入企业或机关等组织工作,家庭不再是生产的基本单元。退休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单位制”转型后青年人就业流动性的增大,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经济依赖性逐渐减弱,青年人也有了独自购房居住的意愿。计划生育的推广、生育观念的改变,造成子女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老年人可以与子女同住的机会相应减少。上海交通大学 MPA 学位论文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研究 4 上述种种因素,造成多代同堂式的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据统计, 1953 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人,上世纪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都大体稳定在 —— 人之间。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1982 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人, 2005 年为人, 23 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人,下降幅度高达 % ,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①《上海市家庭变动趋势分析》一文披露了上海家庭变化的特点: 家庭总量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家庭平均人口日趋收缩;家庭人口构成中三口之家居多;单身家庭、两人家庭、老人家庭呈迅速增长趋势。②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的增多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改变,使老人在经济上依靠子女造成困难,在日常生活照料上失去依靠,在精神慰藉上也可能因此失去寄托,特别是独居老人、残疾老人面临的困难更多。因此,老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逐渐增加。(三)机构养老发展艰难当社会养老的需求增加时,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养老体系。在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来的,而我国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生育率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欧美的一些老龄型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5000 美元,城市化水平超过 50% ,属于“先富后老”,所以有实力出台较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而我国则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1000 美元,城市人口在 35% 左右,这时出现人口老龄化,属于“先老后富”。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绝对数量大、增长速度快,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状况显得过快, 这种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局面, 给社会化养老的财政投入, 带来了较大的压力。无论是社会化养老方式中的机构养老,还是社会化养老中方式中的社区养老,都出现财政投入不足、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特别是机构养老,发展更为艰难。李菲: 《我国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引自《中国青年报》, 2008 年 2 月 22 日第 3 版。参见《完善家庭养老,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引自中国劳动咨询网: 。上海交通大学 MPA 学位论文城市社区养老模式研究 5 第一,从养老机构的空间布局分析。以上海为例,目前登记的 400 多个养老机构中,呈现出中心城区与郊区比例不均的格局。浦东现有养老机构 54 个,崇明县有 33 个,奉贤有 26 个,南汇有 32 个,而位于市中心的卢湾区仅有 9个,静安区 6 个。①再以北京为例, 60% 的老年人居住在城区中,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床位总数不足 35% ,而 30% 左右的农村老人却占有床位总数的 60% 多。布局的不科学造成中心城区的养老床位一床难求,郊区的养老床位供过于求,而郊区的交通不便、医疗资源不丰富, 难以满足老人的需求。在养老机构布局不合理的背后, 是